摘要:构建一个由作用领域、干预层级、中介目标和战略意图4个维度构成的政策矩阵，并用这个矩阵分析美国制造业政策。基于此，利用特朗普政府制造业跨细分行业保护性政策出台时间差异，构造DID，并通过逐步引入交互项，检验其政策体系对制造业细分行业增加值的影响。研究发现：样本期内，保护性的市场激励政策和分配激励政策没有提升制造业细分行业增加值，或显著改变其变化速度；要素供给政策对制造业增加值的显著促进作用滞后半年, 但未对其增速产生显著影响;政策之间存在不一致性或冲突，致使政策组合的影响不显著。中国应该汲取特朗普政府保护主义政策失灵的教训，按自身定力继续扩大开放和增强市场作用，促进政策协同并强化其实现使命任务的能力，在促进产业公地建设、提升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积极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和跨国公司垄断、提高产业链和价值链粘性等方面形成协同互动的政策矩阵。

摘要:从理论上分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本质及重要问题，从实践上分析“十三五”时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的成效，剖析2035年远景目标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需要破解的问题。提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路径，以及加强党的领导、注重模式创新、加大资金投入、强化人才培养、完善长效机制和制度体系等对策建议。

摘要:科技金融的发展有利于提升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质量，优化资源配置。但目前我国科技金融领域主要以政府工作的方式推进，对于科技金融的运行机理与系统结构等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从生态学的视角构建科技金融生态系统的研究框架，运用指标设计的量化方法，分层解构了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科技金融生态系统间的差距，并浅析其原因及启示，以期在推进理论研究的同时，从顶层设计的视角出发为相关政策提供决策支撑。

摘要:探究国产工业软件的创新驱动机制对推动中国工业软件自主创新、助推中国工业软件解决“卡脖子”难题、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至关重要。通过文献分析解析出产业层面的六大创新驱动要素，之后运用上述要素对与工业软件相关的政策文件、新闻报道、行业发展报告、期刊文献等原始资料进行编码，并通过对比验证的方式推导建立资料间的证据链、逻辑链，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中国工业软件的创新驱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工业软件的创新驱动机制经历了构建、瓦解与重塑3个阶段，逐步从“以市场为导向”过渡到“以政策激励为导向”的创新驱动机制。研究认为，未来短期内仍然应当以政策激励作为国产工业软件创新的动力基础，长期来看则应当回归到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驱动机制。

摘要:地方政府大力引入移动政务服务是否助力“抢人大战”，是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阶段值得研究的议题。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与人口迁移理论，匹配支付宝“城市服务”多源移动政务数据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目的在于检验城市移动政务发展水平对增强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移动政务发展水平越高，该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越强；控制个体特征、家庭随迁、地域流动等影响后，移动政务发展水平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促进作用仍然稳健；调节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发现，年龄较大、已经购房、跨省流动、收入水平较高、教育水平较高的流动人口更容易感受到移动政务服务的便民性，从而提升定居意愿。研究成果在理论上有利于增进对移动政务对人口迁移作用机制的理解，在实践上有利于为政府或政策制定者通过智能技术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结构提供经验依据。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随着国内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外防输入的同时做好“人物同防”仍至关重要。基于恐惧诉求与威慑理论视角，运用SEM模型对常态化防控背景下居民防疫制度遵从意愿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健康威胁相关的恐惧诉求因素和制裁威胁相关的威慑因素对居民防疫制度遵从意愿产生正向影响；自我效能和反应效能在威胁易感性和防疫制度遵从意愿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反应成本抑制了自我效能和反应效能与防疫制度遵从意愿间的正向关系，而制裁敏捷性促进了非正式制裁因素对防疫制度遵从意愿的积极作用。针对研究结论，从政府、企业和居民层面分别提出了常态化防控建议。

摘要:分析中国国际科研合作的时空演化特征与机制。研究显示：科研合作国家分布呈集聚特征，空间分布为核心边缘结构，合作国家根据学科结构划分为5大组团；地理距离和制度距离具有阻抗作用，社会邻近具有积极效应，认知邻近有利于科研合作，但存在 “认知锁定”现象，邻近性机制具有学科异质性。

摘要:当前我国地方品质驱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基于2009—2016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地方品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直接影响、溢出效应和空间差异。结果发现：地方品质的提升不仅显著促进本地区的创新发展，还对周边地区呈现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地方品质对区域创新的驱动机制在空间上更倾向于通过人口流动尤其是人力资本游走传递。地方品质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将伴随城市工资水平、发展阶段、人力资本规模和通达性等的提升而呈上升。从对本地和周边区域创新带动性看，地方品质中个人消费服务和地区健康环境的创新带动性更强，地区公共服务对本地和周边区域并未体现出显著的创新带动性。未来我国城市化发展应强化以地方品质推动城市转型的发展策略，在试点城市选择上应聚焦于高校聚集城市、交通枢纽城市以及大都市圈内部生态环境和城市服务条件较好的“边缘城市”。地方政府提升地方品质的策略应注重“点”与“面”结合，重视地方品质建设的空间联动性。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发展流程数字化为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提供了新的思路。为考察制造业企业流程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世界银行2012年对于中国制造业的1212家企业调查数据，采用逐步回归法、Sobel检验和Bootstrap检验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流程数字化对企业二元学习和企业创新绩效都具有正向影响；企业二元学习对于流程数字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二元学习的相对平衡正向调节了流程数字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而二元学习的综合平衡的调节作用则不显著。研究结果在理论层面从二元学习的视角拓展了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方面的研究，在实践层面对我国制造业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绩效具有重要的启示。

摘要:针对标准制定促进还是抑制企业创新的悖论，以及中国情境的独特特征，探讨中国情境下标准制定是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从组织优化来看，运用社会认同理论和信号理论，结合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标准“背书”不仅有利于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的投入水平，产生组织行为优化效应，而且能够引发高端人才集聚，产生组织结构优化效应，进而从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创新。从创新质量来看，标准制定抑制了非发明专利数量的比例，这意味着标准制定提升了企业创新质量。进一步分析显示：相比大型企业，标准制定对中小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相比处于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企业，标准制定对处于市场化程度高地区的企业创新促进作用更大。

摘要:企业避税行为给国家的财政收入带来了巨大影响，也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采用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随着客户集中度提高，企业避税程度会逐步加深。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非国有企业、小型企业以及产品独特性高的企业而言，客户集中度与企业避税程度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明显，经过稳健性检验后，其回归结果仍然显著。此外，还识别出客户集中度影响企业避税程度的3种机制：利润补偿、融资约束和外部监督。

摘要:将世界上153个国家（地区）按照收入水平和是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两个维度进行分组，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教育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为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提供理论与实证基础。此外，还使用无监督学习法对部分发达国家教育政策演变进行关键词提取，查找和分析发达国家历史上教育政策的演进及其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联性。研究发现：教育对收入的贡献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不显著，但是在中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显著；中高收入陷阱国家的教育贡献低于越过陷阱国家；发达国家的教育政策具有较强的计划性和前瞻性，且随着发展的不同阶段不断调整。得出结论：教育将对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教育政策也需要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做出调整。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摘要:近年来，科技与金融加速融合，互联网保险业务蓬勃发展，打破地理限制、深入农村，为改善农村居民健康状况提供了新的机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6年和2018年的面板数据，发现互联网保险的发展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且年龄在30～60岁区间、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处于中低档的人群受到的正向影响较大。影响机制的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保险的发展主要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的商业保险可获得性和高水平医院诊疗意愿渠道，促进其健康水平的提升。

摘要:农村金融是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整理天眼查等关于农民合作社和银行网点的信息，得到全国县域面板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对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影响机制，发现农村金融市场竞争会提高合作社发展速度、缩小合作社发展的规模差距，但对合作社发展规模的影响不显著。在进行工具变量回归和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仍然成立。因此，提出农村金融政策应着力改善农村金融监管以促进竞争来支持合作社发展的建议。

摘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要素的合理配置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抓手，也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近年来，不断增长的各类政府评奖活动对企业行为以及资源配置可能产生多维度影响，但鲜有文献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以政府质量奖评选为对象研究政府评奖对企业的效应，并探讨可能的影响机制。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 数据，实证检验发现获奖对企业的生产率有显著的正效应，这一效应可以被企业信贷条件的改善、生产能力的提升以及创新投入的增加所解释，同时企业家人力资本、政治关系以及其他优惠性政策也对这一效应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地检验发现，获奖对企业盈利能力有显著的负效应。因而，政府组织的评奖活动，确实能够帮助企业获得信贷、补贴和创新等方面的更多资源，但其对于生产率的净效应却不显著，对盈利能力有负效应。这表明，评奖可能导致各类资源流向效率更低的企业，从而带来了资源配置扭曲。

摘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夯实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亟待加快科技金融体系化建设。以首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3—2018年274个城市数据，在测度城市科技和金融结合水平的基础上，使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评估了试点政策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的效果。研究发现：试点政策有利于弥补市场失灵、形成政策引导与资金撬动效应并承担创新风险，显著提高了试点城市的科技和金融结合水平，不同类型的稳健性检验表明结果十分稳健；政策效果的区域异质性在统计学意义上不显著，基期效应使试点政策对中、西部影响幅度更大；通过政策科技金融、市场科技金融及其交互效应促进了试点城市科技与金融结合水平更快地提升。研究结果对科技金融政策完善和深度融合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摘要: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2017）研究了子女结构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表明：拥有男孩或男孩比例增加将增大商业保险投资倾向，拥有女儿则与之相反；该作用在城镇农村家庭以及家庭各个生命周期阶段中均存在异质性；这种差异化影响主要源于不同子女性别结构家庭的禀赋差异，以及子女性别偏好作用于家庭其他决策后带来的间接效果。探究传统观念对家庭经济决策产生干预的可能途径，对研究家庭经济决策的非理性行为以及消除性别偏见、推动家庭商业保险健康发展有着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