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数据要素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作为全社会数据资源的主要掌握者政府，无论考虑公众知情权还是经济社会效益，都应当适度公开政府数据，用以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和创造经济价值。关注开放政府数据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理论分析指出公共数据开放不仅可以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生产、创新等所需数据要素，直接拉动经济增长，而且可以通过提高政府治理效能间接发挥经济增长效应。利用2004—2019年1 911个国家样本，实证发现开放政府数据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虽然政府治理效能的间接影响显著，但是直接经济增长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异质性分析发现，信息通信技术越先进，开放政府数据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意味着“技术+数据”是发挥政府数据要素价值的重要方式。

摘要:促进煤炭消费率先达峰是实现低碳转型发展的可行路径，使用能源消费弹性法和情境法分析煤炭消费率先达峰的路径。研究表明：低碳技术促进产业结构低碳化转型升级的速度越快，煤炭就能越早实现消费达峰；实施加快煤炭消费节能增效改造等措施和煤炭定位调整的产业政策配套，有利于有序引导煤炭消费退出或减量。

摘要:贸易结构反映一国对外经济的比较优势与产业发展水平，优化贸易结构将有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夯实产业布局，深化与世界经济体贸易合作。选取1995—2018年6个关键节点，引入技术要素测度出口产品附加值，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变迁和空间格局演变。结果发现：（1）我国出口产品组逐渐向中高端区域移动，但出口份额最大的产品组仍集中在低附加值区域；资本输出份额提高，消费品的进口长期处于低位；在空间格局上，中国与世界各地的联系强度不断加强，但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出现一定的弱化势头。（2）信息技术、制度质量、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对一国的贸易结构升级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贸易结构优化升级与高水平开放提供政策建议。

摘要:我国创新正从创新数量为主向创新质量为主转型升级，研究其作用机制、特征和规律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创新数量、创新质量水平建立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从动态视角对创新升级开展研究，并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例，综合采用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创新升级主要包括数量优先型升级与质量优先型升级两种模式；质量优先型创新升级能够节省更多的时间；我国目前总体上仍然处于创新升级的积累阶段；数量优先型升级研发人员作用更大，质量优先型升级研发经费作用更大；知识溢出对数量优先型升级影响显著，创新积累对质量优先型升级影响显著；研发经费对创新质量的贡献具有研发投入与创新质量门槛效应；研发经费对创新质量的贡献具有知识溢出门槛效应。

摘要: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乡村场域的收益预期获得持续改善，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出现一定程度的“趋农化”流动，引致了相关产业在空间上的趋农聚集以及在功能上的适农演化，并逐步衍生出“趋农产业”这一全新业态族。采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法、核密度估计法以及Markov链，揭示2014—2020年中国趋农产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以及分布动态。研究发现：（1）2014—2020年，趋农产业发展水平年均增长率约为5.43%，这一期间的基尼系数均值为0.193 6，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趋农产业发展的区域差距趋于缩小，其空间非均衡发展情形逐步弱化。（2）趋农产业发展差距的主要来源中，“地区间差距”这一指标贡献最大，其平均贡献率达到78.37%，显著高于“地区内差距”以及“超变密度”等指标。（3）趋农产业发展在全国层面和东部地区呈现多级分化，中部地区呈现两级分化，西部地区无极化现象，东北地区则呈现由两极分化向均衡化发展的基本态势。（4）趋农产业发展水平的等级状态较为稳定，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但在考虑空间效应的情形下，趋农产业发展水平的“等级锁定”概率降低。

摘要:在自主创新成为主流技术创新路径的时代背景下，基于思辨性思维对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曲线的异质性及创新路径选择展开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实证产业自主技术创新效率稳定上升，而其细分行业的技术引进创新效率则具有随机异质性演进的特点；实证产业细分行业的自主技术创新与技术引进创新效率曲线呈现“十字交叉”“平行”和“双螺旋”等演进形态，其中“十字交叉”形态处于主导地位。“平行”型效率曲线产业应选择自主技术创新为主、技术引进创新为辅的创新路径；“双螺旋”型效率曲线产业应实现对技术引进创新与自主技术创新路径的动态选择；“十字交叉”型效率曲线产业应选择自主技术创新为主的创新路径。研究成果对实现产业创新路径的优化选择，进而提升其技术创新效率与效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摘要:供应链金融有助于中小企业稳定发展、保障供应链条有效运转，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则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首要任务。以科技赋能为抓手，基于犯罪经济理论逻辑，针对供应链金融中的合谋掩饰行为治理问题开展问卷调查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显著抑制合谋倾向，金融科技迭代升级对合谋行为治理具有长期效能；金融科技提升了合谋主体的对抗成本，以此降低合谋者的合谋效用，进而降低了供应链金融中各主体之间的合谋倾向；风险偏好负向调节金融科技与合谋效用之间的关系。认为合谋掩饰是有限理性理论框架下的决策行为；合谋效用是区别于传统效用理论的主观价值感知；演化均衡是供应链金融系统主体的动态博弈结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供应链金融稳健发展的相关建议。

摘要:社区矫正工作开展过程中存在多种风险致因，可能导致社区服刑人员出现脱管、漏管和重新违法犯罪等重大风险。运用全球统一的ISO 3100风险管理国际标准及其风险管理理论对各种风险致因进行全面、科学的风险识别和评估，发现执行主体、民众重刑观念是当前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最高风险致因。为有效防控这些高风险致因，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质效，当前采取的风险防控对策的重点应放在建立一支流动的社区矫正专业队伍和将恢复性司法理念引入社区矫正工作两个方面。

摘要:农药店已经成为农户农药施用技术信息的主要来源。在农药销售的同时，农药店主向农户提供的技术信息不仅涉及到农户是否正确施用农药问题，而且关乎到农产品安全及环境效益。在对农药店的随机调查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具有农药销售者和施用者双重身份的村农药店主在农药销售时向农户推荐农药与自己生产上所施用农药的差异，并根据农药店主个人特征对农药店的农药销售行为进行研究。研究结果不仅再次证明了农药店确实向农户过量推荐农药这一受利益驱使的销售行为，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农药店是否正确地向农户提供农药施用信息，主要决定于其农药施用技术知识水平。依据这一发现，提出加强农药店主技术培训等政策建议。

摘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县域生态治理直接关系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全局，以及“十四五”时期乃至2035年远景目标的实现。因此，县域生态治理对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阐述黄河流域县域生态治理的时代价值，从环境状况、认知水平、支撑能力及保障体系4个方面，剖析黄河流域县域生态治理面临的核心问题，提出黄河流域县域生态治理的5个重点领域，即生态环境保护、环境污染治理、生态环境恢复、生态环境建设及农业绿色发展，从加强顶层设计、推动科技创新、加大资金投入、注重人才培育、建立长效机制、完善政策体系等方面，并系统提出实现黄河流域县域生态治理的对策建议。

摘要:以“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政策为外生冲击，基于双重差分法，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统计数据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中国老工业城市去工业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节能减排目标政策的推出并未加速全国范围去工业化，但加速了老工业城市的去工业化，同时政策效应在国有企业、高污染行业企业、资源依赖性较强城市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节能减排目标政策对老工业城市去工业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资本流失和创新挤出实现的。基于此，提出通过动能转换、效率提升等应对环境规制约束下区域去工业化问题的对策建议。

摘要: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全球性暴发对敏感性和脆弱性的旅游业产生剧烈冲击，如何在疫情下整合资源、化解危机，实现企业韧性的持续演化升级成为旅游业响应并适应外部环境冲击的关键要素。以资源编排理论为解释框架，刻画和揭示我国旅游企业韧性进阶机理，并提出旅游企业韧性的复苏路径。研究发现：疫情影响下，旅游企业通过“动态环境唤醒资源整合→资源整合触发动态能力→动态能力指导资源行动→资源行动实现韧性优势”的动态循环过程依次实现了韧性的激活、恢复与突破。每一阶段的资源整合既是本阶段资源行动的基础，又受上一阶段的资源行动的反哺，如此循环演化，在与动态环境的交互过程中构成了企业韧性的进阶路径，使得旅游企业实现了疫情中恢复反弹，并借助疫情压力完成转型与升级。基于旅游企业韧性进阶机理，从政府、行业、市场、企业和员工5个维度提出旅游企业韧性的复苏路径。

摘要:选取2010—2020年中国32家上市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对履行社会责任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履行社会责任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抑制作用，银行社会责任履行度提高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相对于国有银行与城农商行，履行社会责任对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力度更大。（2）关联交易、贷款集聚及绿色信贷在履行社会责任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中承担着多重中介作用，履行社会责任主要通过增大关联交易、减小贷款集聚及加大绿色信贷渠道来降低银行风险承担，“社会责任—关联交易/贷款集聚/绿色信贷—银行风险承担”的传导渠道均有效。（3）会计信息透明度提升会加剧履行社会责任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信贷配给实施力度提高会减弱履行社会责任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4）针对不同维度社会责任的研究表明，相对于员工责任与社会责任，银行履行股东责任、客户责任及环境责任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力度更大。研究成果将为提升银行社会责任履行质量及防控银行业信贷风险提供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摘要:后疫情时代，中小企业只有通过创新实现经济全面复苏，才能保障就业。基于创新调查数据，探究各种阻碍创新的障碍和影响创新投资的因素。研究发现，成本、市场和制度障碍是阻碍创新的重要因素，但是只有市场障碍是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显性因素。相较而言，知识障碍并没有阻止企业创新，而是阻碍创新投入的重要因素。将中小企业与大公司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尤其是成本因素。研究结论意味着，可以通过扩大政策工具的范围，鼓励企业参与创新。

摘要:利用中国城市级面板数据系统检验收入房价比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收入房价比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人口集聚，它是提高城市地缘引力和人口集聚度的有效途径；第二，这一机制在二线城市表现得最为明显，同时对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影响也更加显著；第三，“高收入房价比—高经济发展”型城市内，收入房价比机制将面临失效困境，这表明收入房价比对人口集聚的影响存在“瓶颈效应”，它更适用于引导人口初次分流；第四，收入房价比对人口集聚的拉动效应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强，同时还会在区域内形成辐射效应和良好的正反馈循环。因此，提高城市收入房价比将对“十四五”期间中国的城市群建设产生重要的助推作用和长期影响。

摘要:以2010—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分析财政补贴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以及企业环境成本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财政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适度的财政补贴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提高企业自主研发能力有效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且主要激发了企业从根本上进行实质创新而非策略创新。进一步通过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当企业面临的环境成本不断增大时，财政补贴与绿色创新关系的拐点会向左移动，这意味着环境成本的增加会降低财政补贴引导企业绿色创新的正面效果。

摘要:新型城镇共同体动力机制对实现高质量发展十分关键。基于新型城镇化实践中经济与环境的冲突、文化传承和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发现：自然生态系统决定城镇经济发展的潜在可能及其路径，城镇文化的主观能动性将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使两者之间的良性耦合成为可能，而政治共同体将通过城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这种四位一体的动力机制耦合度将决定新型城镇共同体发展质量，其中拥有主观能动性的城镇文化共同体是4个子系统中的枢纽性动力，在基于现有价值观念协调子系统矛盾和张力的同时，也会接受四者之间的正负反馈，进而扬弃城镇传统文化，使新型城镇共同体始终拥有良性耦合动力机制。

摘要:中央激励、地方扶持和高校重视是加快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路径。在中央、地方和高校三方协同参与下，构建科技成果转化的演化博弈模型，提出系统演化的理想稳定策略；结合当前科技成果转化实践，通过对其动态演化路径进行优化仿真，揭示中央政府政策实施力度和补贴额度、地方政府奖励力度和社会收益分成比例、高校科技成果交易价值等关键决策变量对协同演化路径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中央政府实施“宽严相济”的奖惩政策，可有效激励地方政府和高校积极作为，从而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地方政府制定合理的奖励政策，搭建科技成果转化“桥梁”，积极促进校企合作；高校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优化成果转化工作机制。最终，形成中央激励、地方扶持和高校重视的科技成果转化三方协同路径。

摘要:共建绿色“一带一路”是疫后经济绿复苏的重要破题点，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内容。构建经济环境耦合协调测度模型，运用熵值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系统研究“一带一路”沿线44个样本国家2000—2020年经济环境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研究表明: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的耦合协调度类型以经济滞后型为主，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处于初级协调和基本不协调阶段；第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耦合协调水平的区际差异性明显；第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耦合协调度呈现较强的正向空间依赖关系。研究结果可为我国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策略提升共建国家整体绿色发展水平提供借鉴参考。

摘要:税收政策是政府刺激企业创新的重要手段，以2014—2019年为观察期，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增值税税率调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增值税税率调整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它使得企业的创新产出在改革后增加了约11.33%，相当于专利申请数量增加3.77个，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区分税负转嫁难度和外部融资难度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增值税税率调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在税负转嫁难度较大（产品需求价格弹性较大）和外部融资难度较大（非国有企业、抵押担保能力较弱和所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增值税税率调整通过增加企业内部现金流和改善债务融资状况两条路径促进了企业创新。拓展性分析发现，增值税税率调整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效率。研究结果是对现有宏观税收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研究的重要补充，为后续利用税收政策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