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知识产权保护是利益驱动下权力话语作用的结果，话语以其规范及实践本性，形塑着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创设与变迁、秩序的缘起与固化。主流话语支配下的知识产权国际秩序镶嵌在非对称结构的权力关系网络中，具有西方中心、利益倾斜和技术等级性特征，规定了国际技术分工以及利益分配的等级机制。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中国应当主要作为“追求权威的利益相关者”，采取中性化改进、建设性塑造方案，支持、维护WTO与WIPO框架下多边协调机制的支配性地位，倡导知识产权国际秩序权力格局的平衡性与合作性，主张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包容性与有效性，以言之有道的话语方略，推动国际知识产权话语权力、治理权威的重新分配以及利益关系的合理调整。

摘要:全球越来越多国家利用市场机制作为治理气候环境的重要工具，推动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快速发展。迄今为止，欧盟碳市场减排成效最显著，交易规模最大；中国在提出双碳目标后也加速启动了全国碳市场建设。在梳理欧盟与中国碳市场的历史沿革与发展状况的基础上，聚焦碳市场设计的关键环节进行比较分析，剖析市场设计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以期对中国碳市场今后的发展提供建议。中国的碳市场必须在经济发展与碳减排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逐步优化产业结构，激励行业绿色技术升级替代与低碳转型，以较小的社会成本实现减排效益的最大化，提高碳市场在实现国家碳达峰目标及碳中和愿景中应发挥的作用。

摘要:《医疗保障法》已列入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计划，其立法定位是首要问题，关涉该法对外与其他部门法的区分，亦决定立法调整对象和体系结构的框定。认为既要在医保与医疗、医药法制交融中，明确医疗保障法于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独立“子体系”地位，又要在我国医疗保障法制体系的历史变迁与现实交汇点上，确定《医疗保障法》的“基本法”地位，并立足于现行医疗保障法制的结构和功能性缺陷，明确“医疗保障法通则”的功能定位。提出建构《医疗保障法》的体系要以国民医疗保障权为核心，以基本医疗保险为基础，以基本医疗保险法律关系为内在逻辑展开制度与规范体系。

摘要:专精特新企业在产业链中占据重要位置，竞争优势建立在长期深耕和技术积累的基础上，发明专利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2019年，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培育政策启动，标志着专精特新企业发展被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发明专利长期是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短板，政策实施对发明专利的影响是评价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方面，亟待开展深入的实证研究。为此，收集相关企业专利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分析政策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实施对发明专利的申请产生促进作用，而且对离散型、专利密集型产业促进更为显著；但囿于规模实力和创新资源，“小巨人”的发明专利申请还偏低。因此，有必要推进“小巨人”的遴选培育，强化入选企业的后续考核，持续支持“小巨人”的发明专利申请。

摘要:理论分析表明，依托数字化转型，企业不仅可以提高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或者说“扎根”国际分工体系，而且有助于推动出口产品和出口市场多元化发展，从而有助于提升出口韧性。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利用2008—2014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上述3个方面的主要作用渠道，推动企业在出口风险抵御能力、冲击后出口恢复程度以及出口恢复速度3个维度上实现韧性提升。研究发现不仅有助于深化认识影响企业出口韧性的因素，而且对于如何依托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出口韧性，也有重要政策含义。

摘要:围绕有效农村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责任，基于全国30位县级党委书记和78位村党组织书记的访谈材料，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方法，探讨各主体相互关系。区别于西方福利治理的分权和水平互动，我国有效农村养老服务呈现“党领共责”特征。研究显示：在县、村两级书记案例中，党建引领和邻里互助分别是唯一的单因素必要条件，由此形成党领协同、多元共责、兜底互助3个养老服务类型；两级书记都高度认可行政兜底的作用，各主体关系呈现党建引领的放大效应以及政府责任的基础效应；各地区组态存在一定异质性，东部的社会参与、中西部的邻里互助、东北地区的子女赡养分别发挥独特作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要进一步完善顶层协同和基层互助，从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

摘要: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的适应性选择对推动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生态宜居的乡村建设及农户生活有着重要意义。选择伏牛山河南片区10个特色旅游乡村社区为调研地，从微观视角连接乡村旅游社区生态系统及农户生计福祉间关系，构建农户“生态依赖—生计福祉”的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并进一步分析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结果选择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发展乡村旅游可以打破传统固化的生计模式，农户选择高生态依赖增强自身获利能力、抗风险能力等实现生计高福祉发展；（2）人地关系改变是乡村旅游社区农户适应性响应的根本因素，农户经济及社会理性偏好是不同适应性响应选择的内部推力。

摘要: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与城乡融合指标体系，测度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水平；借助GMM、IV-2SLS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作用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结论显示：① 10年间，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均值由0.091上升至0.965，年均增长28.57%，城乡融合指数均值由0.251上升至0.782，年均增长13.43%；②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乡融合水平将会上升0.171%；③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影响受到政府干预、产业结构升级、金融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动态调节作用，当四者发展水平高于门槛值时，会释放正向溢出作用，增强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驱动力。

摘要:流域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气候变化背景下流域治理面临深度不确定性、价值多元性和制度复杂性等诸多挑战，“以确定性寻求”为致思的传统流域治理模式面临的理论局限与实践限度日趋显著。“抗解性”理论的兴起与发展为深度不确定情景下的流域治理提供了有益镜鉴。基于“抗解性”理论视角，分析流域治理面临的科学认知困境、协作治理困境和制度设计困境等抗解困境，从“认知—方法—技术—机制”四维协同视角提出推进我国流域治理模式转型的对策建议，即在认知层面提升气候变化对流域影响的科学辨识，在方法层面推进增量型适应向变革型适应转型，在技术层面促进面向深度不确定性的技术应用，在机制层面加快构建以流域共同体为中心的流域治理架构，全方位促进流域治理模式转型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

摘要:基于2016年1月—2020年12月的工商注册数据，考察创业活跃度的区域差异、动态演变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南部沿海处于第一档次，长江中游、黄河中游和西南地区处于第二档次。（2）区域差距整体在缩小，但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间长期存在较大差距，八大地带间的差距也未缩小。（3）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间的差距大于内部，八大地带内部差距在缩小但仍大于八大地带间。（4）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交通便利和金融发展整体拉大了地区组间差距，市场化和财政支出缩小了地区组间差距。对全部城市间的差距，数字经济之外的因素均为缩小作用。（5）解释率最大的变量是数字经济和市场化，其次是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其中金融发展更大程度上解释的是主要城市和其他城市间的差异。

摘要:随着交通强国战略的提出，推进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简称“市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多网融合”，成为构建现代化都市圈的重要支撑。作为轨道都市圈的重要一环，市域铁路是构建城市中心区与外围地区的重要通道，不断被纳入地方政府空间发展战略。当前对市域铁路的融资、建设和运营等重要环节的地方化供给机制与效果仍缺乏关注。因此，基于浙江省市域铁路“主要事例”，识别并理解利用既有线路（萧甬普速铁路通勤化实践）、利用既有通道（温州市域铁路S1线）和新建铁路（宁波至奉化市域铁路）3种典型市域铁路空间供给模式，重点研究不同模式在规划倡议、项目审批、融资机制、运营管理等主要过程的地方化供给与空间治理机制。研究发现：（1）市域铁路构建模式的选择具有多样性地域嵌入特点；（2）市域铁路具有公交化趋势，在融资成本、运营管理等呈现多维度优势；（3）市域铁路在规划、审批、融资、运营等阶段具有地方化供给与多层级协同的空间治理特点，主要体现在城市政府与铁路部门或上层政府的协调。解析不同市域铁路供给的多样性嵌入与多层级治理能反映交通治理的动态复杂性和多尺度关系，对优化市域铁路融资建设机制，理解空间变动的制度动力和治理具有一定价值。

摘要:以猎豹移动轻游戏平台的国际化为例，基于生态系统竞争优势（ESAs）理论研究数字平台出海的战略演进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在平台国际化过程中，ESAs的创造基于在母国和东道国市场学习，实现内部化和外部化优势的双轮驱动；ESAs的转移囊括地域性与非地域性优势，通过资源协同和价值迭代等关键活动实现；ESAs的升级依赖于生态治理和动态战略能力的形成，通过关系承诺和瓶颈策略等关键活动实现。研究结果拓展了渐进式国际化理论、国际新创理论和生态系统竞争优势理论，以数字技术对商业模式和组织形态的重塑为突破，为数字平台出海的动态决策提供了管理启示。

摘要:企业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组织和微观主体，而董事会是企业决策与控制中心。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19年相关数据，探讨董事会断裂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断裂带的存在会抑制企业高质量发展；作用机制分析结果显示，董事会断裂带通过弱化董事会对企业战略决策和规章制度的执行效力，以及削弱对管理层的监管效力两个方面降低董事会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区分不同产权性质和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分析发现，国有企业以及较低的非正式层级下，董事会断裂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建议企业优化董事会人员配置，充分发挥群体凝聚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摘要:后疫情时代，商业银行通过深化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推动了自身的数字化转型，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系统性风险的隐患。基于中国201家银行资产负债表数据构建银行网络和双渠道风险传染模型，全面地讨论第三方支付机构对银行系统的风险传染问题。研究发现：与单一风险相比，双渠道风险存在1+1>2的放大效应，形成超额损失，更具破坏性：当第三方支付机构渠道和银行同业渠道风险共同作用时，风险在银行系统中的传染会出现非线性变化，造成较大超额损失，显著放大风险的传染效应。

摘要:作为继工业革命之后未来社会发展方向，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冲击已不可避免。利用2006—2020年的数据，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整体上有利于居民就业，但这种影响效应的大小在中国不同行业和不同区域存在明显异质性。当前数字经济对就业市场的负向影响，主要是数字治理缺位和公共服务缺失所致。研究结论为健全数字时代的居民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提供了参考。

摘要:第三方担保作为债务融资广泛运用的增信工具，是建立市场化债务风险处置机制、稳妥有序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一个重要探索方向。与以往仅关注担保整体效应不同，利用2014—2020年城投债发行与交易数据，首次区分“地方融资平台”和“融资担保公司”两类担保人。地方融资平台实为“关联担保”，不仅无法缓释风险，还会加大平台关联与风险累积，产生“担保正溢价”现象；融资担保公司作为专业经营信用风险的持牌金融机构，通过担保信号提供“贷前”增量信息、增加第二还款来源降低“贷后”违约损失两个渠道，带动风险溢价下降0.089%～0.46%。专业担保还能“雪中送炭”，对行政等级低、债务负担重等更需增信支持的弱资质平台，以及突发极端市场环境表现出更强缓释效果。研究结果对深入理解隐性担保与显性第三方担保关系，更好地发挥专业担保在保障融资平台合理融资需求、防止发生处置风险的风险中的积极作用有指导意义。

摘要:构建行业监管政策约束下的企业经营理论模型，分析我国财产保险行业人力资本投资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机制，并基于财产保险企业人力资本招聘数据和企业经营数据，运用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由于存在最低价格限制，提高人力资本将无法扩大企业经营规模，反而会通过增加企业成本导致企业经营效率下降。进一步地，这种关系会随着地区市场饱和度变化而变化，在市场饱和度较高时该现象更为严重。最后，从产险企业人才战略发展和保险行业监管两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摘要:面向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展目标，研究碳交易市场与绿色电力政策的关联关系和协调机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构建碳交易市场与绿色电力政策的互动模型，探讨绿色电力政策减排效果对碳市场配额价格传导的互动机理，研究发现，中国碳交易市场与绿色电力入网政策、绿证交易和绿电交易通过价格联动和供需关系产生交互影响。实证分析进一步验证，碳交易市场促进了碳排放，绿色电力政策抑制了碳排放，二者协同的作用是抑制了碳排放，但是抑制的程度比单独使用绿色电力政策时轻。立足上述理论与实证分析，提出提升碳交易市场与绿色电力政策协同性的政策启示，为实现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支撑。

摘要:为检验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基于中国沪深两市A股主板企业的2011—2020年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金融科技有效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对非国有、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更突出的作用。从机制来看，金融科技能够改善企业融资境遇、强化企业内部控制与财务稳定、提升企业创新活力，从而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良好的外部金融制度建设有助于发挥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

摘要:现有研究未能厘清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理论逻辑、核心驱动要素和战略要点，无法深刻洞察发达国家数字经济战略部署的内在逻辑，很难有效支撑我国数字经济战略和政策制定。从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入手，认为数字经济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变革引起技术—经济和社会—制度范式协同演变的过程，其战略核心是数字技术创新和应用以及相匹配的制度体系重构。当前，数字经济革命与中美战略竞争相互交织，这就决定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数字经济战略部署主要围绕两条主线展开。一是主动顺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技术—经济范式要求，二是全力遏制中国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基于这一战略逻辑，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正从数字技术研发、数字技术应用以及配套的制度体系构建3个方面强化政策供给。对此，建设我国应以“技术领先、应用领先、制度领先”为核心构建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加快推动顶层制度设计和部门协同机制建立，推动关键核心数字技术研发应用和自主可控，有效应对数字革命挑战及发达国家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