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深圳和香港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两个核心引擎,两地优势互补、珠联璧合。深港合作打造世界级“高教—科创—人才”枢纽，有利于建设全球科创高地，推动高质量发展。首先，要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作用，依托香港优质高校资源，强化深港两地教育和人才的深度合作与高效协同，形成国际化人才吸附与培养的“磁场效应”，打造世界级优质“高等教育枢纽”；其次，要深化两地科技与金融合作，强化企业在促进深港协同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优化“深圳科创+香港创科”的成果转化衔接机制，打造“创投—创新—创业”铁三角，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创业生态和创富环境，形成“创新—创业—创富”的“金三角”；最后，要抓住河套科技创新合作区这个深港“强强联合”的关键着力点，形成“一核多极、多层联动”格局，促进制度型开放和规则衔接，把深港的“制度之异”变成“制度之利”，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

摘要:工业母机包括金属切削机床等减材制造装备，铸造、锻压、焊接、热表处理等等材制造装备，以及增材制造装备，是“制器之器”和“自强之基”，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枢纽和制高点。新能源汽车是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工业母机应用最广泛的领域，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提出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战略导向。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在全球形成先发优势。系统阐述工业母机与新能源汽车协同发展的形势和意义，深入分析面临问题，提出工业母机与新能源汽车协同发展战略和举措建议，对推动工业母机高质量发展、构建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和意义。

摘要:数智技术及其在海量场景中的广泛应用，正深刻重塑传统产业并催生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成为推动产业智能化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如何超越单点技术线性发展模式，发挥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加快数智技术创新，成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性基础性议题。本文结合数智技术特征与创新范式跃迁，以场景驱动创新为理论基础，深入探讨场景驱动型数智技术创新的理论与过程逻辑，提出了企业主导、场景驱动数智技术“模仿复用—内部扩散—产业辐射—能级跃迁—原创引领”的实践进阶模型。进一步，以数智技术创新领军企业的典型实践为例，解析了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微观市场主体，企业如何以场景为牵引推动数智技术创新与应用，在实现从跟随到引领的跃迁过程中持续赋能新质生产力涌现。本文拓展了数智技术创新管理的理论范式研究，也为企业和决策部门把握数智技术创新规律，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加速数智技术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持续涌现提供重要理论和实践启示。

摘要:未来产业深刻变革了价值创造模式，市场组织结构与产业运作模式，在冲击现行税收治理体系的同时，也为解构与重塑税收治理体系提供了新的机遇。立足于税收经济学基础理论，从资源配置理论、劳动价值理论、社会分工理论与产业链理论出发，详细阐释新质生产力引发的税收源泉、价值结构、治税对象与税收重点的转变。以“价值理性—工具技术—组织结构—融合嵌入”的逻辑链条，搭建我国未来产业税收治理的逻辑框架，梳理出税收治理的实践逻辑。从提升税收政策与产业政策组合质效、推进以人为本的治税协作、推动“四链”深度融合发展与夯实未来产业税收治理基础4个方面，设计未来产业税收治理方案，为我国未来产业的税收治理提供一定的借鉴。

摘要:“链长制”是旨在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创新性工作机制。以“链长制”政策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18年6月—2021年7月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评估该政策对企业韧性的影响。研究表明：“链长制”的实施显著增强了所在地区企业的韧性，经过系列检验后该结论仍显著成立。机制检验发现，“链长制”通过提高产业统筹协调能力、全面优化地区营商环境、营造优质企业生态、增强创新研发力度来增强企业韧性。“链长制”政策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在不同产业特征和企业特征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为复杂经济环境中提升企业适应力与恢复力提供了政策启示。

摘要:增强金融韧性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维度，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为我国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冲击、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和健全金融安全治理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推演数字金融素养的作用机理，以福利为切入点，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广义矩方法（GMM）动态评估家庭金融韧性，实证考察数字金融素养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家庭抵御外部不确定性冲击的金融韧性。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素养能够显著增强家庭金融韧性；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增加风险承担和促进财富积累，数字金融素养建设有助于家庭金融韧性的提升。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金融素养对中西部地区家庭金融韧性有着更强的正向效应，人口特征因素能够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对提升数字经济时代家庭金融韧性水平、加强数字金融素养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健全国家金融安全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摘要:算法行政对于提高效率和节约资源具有重要意义，但因技术障碍与法律掣肘，也大幅增加了相对人实体权利减损、程序性权利萎缩、救济性权利虚置的风险。鉴此，有必要建立健全双重机制，全面保护算法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在技术上，应保证算法数据的科学性，算法模型的合理性，算法审计的有效性。在法律上，为防止相对人实体性权利受到侵害，应明确算法行政的适用范围与程序，规范信息收集行为，优化算法决策审查程序；为保护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应健全算法告知程序，完善算法披露措施，构建人机协同保护机制；为保护相对人救济性权利，应健全算法选择程序，提升相对人数字能力，明确赔偿责任。

摘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就业保障是实现机会均等化的内在要求和践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必要举措。利用2015—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最低工资政策对低收入流动人口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劳动时间与最低工资标准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流动人口的劳动时间和超时劳动概率表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其中，女性、年轻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以及城—城流动人员的劳动供给对最低工资调整更为敏感，其工作时间会在更低的最低工资水平上转折下降。进一步通过分析最低工资对城市失业人口占比、劳动力结构等的影响，研究并未发现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会显著增加低收入流动人口的失业率。研究结论为理解最低工资制度对流动人口劳动的监督和保护效应提供了实证证据，同时也从城市管理视角为提高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提供了决策支撑。

摘要:运用永续盘存法的非传统途径，审慎测算出2003—2021年中国新型基础设施的全套资本存量，进一步分析其区域差异和分布动态演进。研究发现，新型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以年均14.56%的增长率快速攀升，到2021年高达8.12万亿元。其中，创新基础设施的资本存量处于首位，信息基础设施居次，融合基础设施最小。新型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总体差异、在中西部地区的内部差异，以及在东～中部、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均呈波动下降趋势，如此差异产生的最主要来源是区域间差异。就分布动态演进而言，新型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具有较为明显的极化特征，存在逐渐增强的正向空间聚集现象，全国整体以及三大区域都存在绝对β收敛趋势，其收敛速度先增加、后减小。同时，信息、创新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具有绝对β收敛特征，而融合基础设施具有发散特征。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基于“防灾责任主体”视角，构建了洪涝灾害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2000—2020年中国城市经济面板数据与气象站逐日数据，以洪涝灾害为例实证考察了自然灾害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洪涝灾害强度对城市当年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影响，且城市防洪措施越强，经济发展韧性越强。研究结论表明，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有效地开展自然灾害防范治理工作也是提升城市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摘要:以往研究已经认识到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重要影响，但缺乏对创新过程的整体考察和对创新过程各个环节之间关系的系统分析。从过程的角度出发，考察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而影响企业创新产出。提出，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企业功能的变化，对创新过程的各个环节产生了迥异又相互关联的影响，重塑了企业创新过程的全流程，从多个方面弥补了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方面的众多劣势，从而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正向影响。而且，这种关系对吸收能力较弱、重组潜力较低以及规模较小的企业而言作用更显著。使用A股制造业企业2007—2020年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支持了提出的假设。并揭示了面对创新的高失败率，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来解决创新过程各环节中的困难，从而驱动创新的背后的深层次逻辑，为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系统分析框架，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解决创新困境、驱动技术创新提供了多重启示。

摘要:从企业绿色治理视角，探讨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会显著减少高污染企业的污染排放，有利于高污染企业的绿色治理。此外，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对于政府环境监管力度高地区的企业、行业竞争程度低的企业和市场化水平高地区的企业更加显著。进一步从生产端和处理端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企业污染排放的作用机制。从生产端来看，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会提升企业的非正常经营风险、倒逼企业减少煤炭使用，从而降低企业污染排放。从处理端来看，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会激励企业购买更多、处理效率更高的污染处理设备，提高污染处理能力。此外，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还可能挤出企业非绿色创新、引导企业进行更多绿色创新，从而减少污染排放、提升企业绿色治理水平。

摘要:数字化变革承诺是刻画员工支持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反馈工具，对战略控制具有重要意义。以自我决定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为依据，工作重塑为切入点，解释企业员工数字化变革承诺的形成机理。本文分别运用层次回归法和交叉滞后模型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如下发现：第一，工作重塑对企业员工数字化变革承诺具有正向影响。第二，工作压力和内在需要对企业员工数字化变革承诺起到中介效应。第三，悖论式领导在工作重塑与企业员工数字化变革承诺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这些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战略领导工作提供新的解释和指导建议。

摘要:伴随数字经济发展，场景对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驱动作用日益显著。为此，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出发，对海尔生物医疗的智慧血液场景与智慧疫苗场景进行双案例探索性研究，揭示场景驱动企业颠覆性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场景驱动企业颠覆性创新遵循“场景嵌入—创新生态系统升级—颠覆性创新实现”的基本逻辑；第二，场景驱动企业颠覆性创新的作用机制包括产品升级导向型作用机制与服务优化导向型作用机制；第三，两种作用机制差异性的核心在于场景嵌入方式、创新生态系统升级过程与颠覆性创新结果的差异性组合。研究结果拓展了创新生态系统、颠覆性创新等理论的相关研究，对于我国企业借助场景的驱动作用实现颠覆性创新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摘要:数字平台颠覆传统市场逻辑，随着用户增加，不断裂变出新细分市场，其价值成果日益凸显。基于美团平台创新实践，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视角，研究数字平台价值杠杆过程对价值成果的影响，探讨用户数量和多样性调节作用，揭示数字平台颠覆性创新细分市场价值基础，阐释平台流量变现向垂直质量提升演化趋势。

摘要:以2015年《预算法》实施后的地方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强度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地方债务显性化治理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债务显性化治理政策冲击能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其中，地方债务显性化治理的规模效应有利于改善企业创新环境，通过增加企业创新要素投入机制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而地方债务显性化治理的结构效应则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通过优化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机制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此外，地方债务显性化治理对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效果受到企业产权性质和地区隐性负债率影响而存在异质性。进一步拓展分析发现，地方债务显性化治理也能显著提升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研究结论从地方债务显性化治理的微观效应视角，为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地方债务管理机制，实现“促发展”与“防风险”的地方债务治理双重目标提供了政策参考。

摘要:基于2010—2022年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对实体经济财务风险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上升引发区域内实体经济的财务风险上升。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主要通过恶化企业营商环境、增加企业融资困难程度加剧实体经济的财务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低市场化区域的企业、国企的财务风险受地方政府债务负面影响更为显著，其中，相比全口径债务而言，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实体经济风险更具有放大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支出竞争加深了政府债务风险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而税收竞争缓解了政府债务风险向实体经济的外溢影响。研究结论为关联化解政府与实体经济风险、推动地方政府有序竞争和优化政企关系提供了参考。

摘要:提升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完善ESG信息披露体系，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排头兵作用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研究基于2009—2022年我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这一外生冲击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分析并检验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于国有企业ESG责任履行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第一，随着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加快完善，国有企业ESG责任履行不断加强；第二，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主要通过降低区域环境污染水平、提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以及资源配置效率加强国有企业ESG责任履行；第三，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于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和非高科技国有企业ESG责任履行的促进效果更强；第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于国有企业环境和治理方面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