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实验室体系和国家科技企业群体无疑是中国新质生产力的两大主体。如何将国家实验室体系的创新力量与科技企业群体的创新力量有机协同起来，为新质生产力的涌现、涌流和高水平发展创造条件，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重中之重。为促进国家实验室体系与国家科技企业体系两大创新系统产生“1+1”大于2的创新力量，提出建构“国家实验室体系与国家科技企业超融合创新体”的思考与建议。“超融合创新体”主旨是从根上打通科研与产业、科研主体与企业主体之间的壁垒及障碍，让所有主体的主要创新活动都能够在“超融合创新体”内完成。

摘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决策。研究发现，目前长护险已经试点7年，成绩与问题并存。基于此，提出“十四五”期间长护险建制在从一开始就需要厘清多元复杂的相关关系，不能因循守旧，应该统领全局，提前谋划长护险与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老年和残疾人福利以及低保和特困救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从分配对象、分配内容、服务输送和资金运作4个维度做好长护险与相关社会福利政策的整合，在人才培育发展机制、定点机构遴选机制、服务购买机制、激励机制、信息化和技术创新机制、质量监督机制等方面做到与公共服务多主体机制的协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项惠及民生的“第六险”制度少走弯路、少犯错误。

摘要:目前，各界对绿色金融和碳交易影响产业绩效的认知和预期仍相对模糊或片面。基于实际发展进程与客观诉求，对C-D生产函数进行重构与改进，通过实证分析验证绿色金融和碳交易影响产业绩效的动态机制。结果表明：直接影响，绿色金融和碳交易的导入会短暂阻碍产业绩效的提升，但跨越“拐点”后可显著促进产业发展；间接影响，绿色金融和碳交易的推进均存在一个最佳时间段，不仅可通过生产要素影响产业绩效，而且可促进“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能源密集型”的结构升级；现阶段绿色金融和碳交易的相互影响不具有对称性。只有对“试点建设”成功经验和作用规律进行科学总结才可为“全国推广”奠定坚实基础。

摘要:文化贸易出口是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体现，而语言在文化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使用2010—2022年国际数据，实证检验了语言距离、语言能力与文化贸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语言距离阻碍了文化贸易出口，但语言能力有效缓解了语言距离对文化贸易的阻碍作用。同时，语言能力在市场开放度高的国家、与我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和出口复杂度高的国家，更能有效地缓解语言距离对文化贸易的阻碍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语言能力更能缓解语言距离对核心文化贸易的阻碍作用，而数字技术弱化了语言能力对语言距离的缓解作用，但在数字技术较低的国家中缓解作用更显著。为此，应积极、精准缓解不同情景下语言因素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提高文化贸易竞争力。

摘要: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在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背景下，聚焦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要粮食作物，利用增长核算分析框架揭示中国三大主要粮食作物产能提升的源泉。研究发现：对于稻谷和小麦而言，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这两类作物产能提升的主要源泉，其对稻谷、小麦产能提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85.39%、100.93%，拉动稻谷、小麦产能分别提升0.91%、2.39%。就玉米而言，党的十八大之前，土地是玉米产能提升的主要源泉，其贡献率达到64.13%，拉动玉米产能提升4.11%；党的十八大以来，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玉米产能提升的主要源泉，其贡献率达到64.38%，拉动玉米产能提升1.27%。研究结果为粮食品种结构优化及粮食产量可持续增长提供重要参考。

摘要:发展再制造有助于推动碳减排，但不同再制造产业规模下的碳减排效应和经济影响仍不明确。将再制造产业作为一个部门引入一般均衡模型，结合结构路径分析法，解析再制造如何影响碳排放和经济发展，并量化评估再制造带来的碳减排效应和经济影响。结果表明，再制造能够减少对电力生产和供应、金属冶炼的需求，从而带动碳排放总量下降0.02%～ 0.31%，但造成GDP 0.003%～0.043%的小幅下降；地方再制造产业的发展能够通过区域间贸易影响其他地区的生产活动，并进一步带动其他地区的碳减排；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再制造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但未来劳动力价格上升也可能制约其进一步发展。

摘要:基于先进制造业服务化推动产业生态化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举措。为此，揭示先进制造业服务化对产业生态化的影响机制至关重要。基于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投入产出数据，构建先进制造业服务化与产业生态化之间的关系模型，分析先进制造业服务化对产业生态化的影响机制，揭示其产业生态化路径及边界条件。结果表明：先进制造业服务化能够显著提升产业生态化水平；先进制造业服务化能够通过生产效率、污染排放强度及技术创新三条路径促进产业生态化发展；在“强”环境规制及服务业发展的情景下，先进制造业服务化更能够促进产业生态化水平的提高，环境规制及服务业发展程度是先进制造业服务化实现产业生态化的边界条件。

摘要:吸引国际人才，加快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建设，是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开放创新生态的重要途径。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与中国吸引国际人才数据，从高度细化的企业—专利层面实证考察了国际人才影响当地企业技术突破的效果与机制。研究发现：国际人才流入有助于当地企业实现技术突破，拓宽新技术领域的范围。推动跨国技术溢出、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以及优化创新任务分工是国际人才推动企业实现技术突破的有效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国际人才流入是当地企业加快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和核心数字技术的重要力量；与没有海归高管的企业相比，国际人才流入更有助于拥有海归高管的企业拓展新技术领域的范围；国际人才流入对当地企业技术组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促进优势技术的多样化，提升优势技术在企业技术组合中的比重。研究成果对于有效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摘要:有效治理人工智能风险与发挥其溢出带动的“头雁效应”同等重要。工具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竞争视角下的治理路径，都难以作为人工智能水平领域治理的主导逻辑。采用“技术双向性”的研究思路，构建“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的试探性治理概念框架，以深度伪造技术风险治理为典型案例进行探索性解析。研究发现，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是一个技制迭代协同演化的过程。具体而言，技术治理由“被动检测”逐渐发展到“主动检测”；制度治理从“间接监管”逐渐转向“直接监管”；技制迭代发展由“治标型协调”演化形成“治本型协同”。有效治理人工智能风险需要树立弹性思维观念，把历时分析和辨证思考引入治理过程，及时、合理地配置技术工具和制度工具。

摘要:捐赠者作为慈善资源的委托方，在推动慈善组织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然而目前文献对于其如何发挥治理行为还未有定论。利用中国慈善基金会2011—2020年的数据，研究慈善捐赠者主动治理行为对慈善组织未来捐赠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捐赠者的主动治理行为能够增加慈善组织未来捐赠收入，但两者呈现倒U型关系，改善信息披露质量是其发挥主动治理效应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上述治理效应与慈善组织的内、外部治理存在替代作用。在进一步划分捐赠收入类型以及慈善基金会规模后，本文发现捐赠者主动治理效应在大型基金会以及对机构捐赠收入的影响更为明显。研究结果体现了捐赠者主动治理的积极作用，为提升我国慈善组织筹款能力、促进公益慈善高质量发展、完善第三次分配体系提供了思路。

摘要:环境政策效应及机制一直是环境治理研究的重要学术议题。本文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外部效应作为研究视角，基于2006—2019年285地级市面板数据使用交错DID模型探讨低碳城市试点对同伴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存在明显的“同伴效应”，通过政府自发治理、诱导企业绿色创新、公众行为驱动3种机制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状况较好、非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基础低以及主政官员晋升激励高的城市对“同伴效应”更加敏感；“同伴效应”的调节效果是基于周边低碳城市试点的数量和建设质量给邻接城市政府传递规范压力，进而激励同伴城市碳减排。区分同伴压力来源后发现，“同伴效应”更多来自同省内试点城市的“标尺竞争”。

摘要:中国制造业企业积极参与海外投资，是提升中国制造国际影响力和促进“双循环”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采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投资数据，实证考察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和地区分散度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投资行业或地区多元化程度的提高，均显著降低了企业经营绩效；第二，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技术企业中，海外投资多元化程度的提高对企业经营绩效的负面影响表现更为显著；第三，经营成本上升和资源利用效率下降，是海外投资多元化导致企业经营绩效下降两条重要机制路径。研究结论可以从理性权衡企业多元化经营成本—收益、加大创新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政府出台产业政策引导投资风向着手改善制造业企业海外投资效率和合理性。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探究民生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以2012—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文本分析识别企业数字化转型，验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就业规模和薪酬水平的正向影响。但不同技能劳动力需求呈现结构性差异，非国有企业、生产效率较低以及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更有可能采用数字技术替代劳动，尤其是替代低技能劳动。研究结果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就业的促进效应和替代效应，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稳就业”目标实现提供政策启示。

摘要: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考虑企业间互动以及企业动态进入退出的影响，对生产率变动进行分解，将企业间资源配置纳入集聚效应，将企业进入和退出纳入选择效应，更全面分析集聚生产率优势。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制造业集聚兼具静态和动态优势。对生产率变动分解发现，中国制造业生产率提升主要来源于集聚效应，集聚效应中企业自身进步贡献度最高，随着集聚水平的提高，资源配置作用越来越重要；选择效应贡献随着集聚水平提高也不断提升，企业退出效应贡献度由2.86%提高到12.82%。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对集聚效应中的资源配置影响最大。当前中国制造业集聚处于低水平但不断上升状态，因此资源配置优化和低效率企业在竞争中退出的作用将是未来中国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关键。

摘要: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局部冲突频发、全球性气候问题加剧多重压力叠加下，保障国家能源和粮食安全成为应对世界动态变革期间的重要任务。然而，当前多体现于基于底线思维的供应安全无法反映“安全”内涵的实时变化。基于函数型数据分析（FDA）方法，构造权变框架下的安全评估体系，动态评估了我国30个省份2003—2019年的能源和粮食安全水平，并使用Function-on-Function（FOF）回归模型分析能源安全对粮食安全的实时影响。研究发现：能源安全的能源供应与运输安全和经济安全两个维度占比最大，环境安全比重逐渐提高；粮食安全的供应安全维度所占比重最大，生态安全的相关指标权重有所上升；随着能源安全与粮食安全内涵重心的改变，两者之间存在变动的非线性关系。

摘要:基于2015年和2018年CGSS家庭微观数据，构建多项Logit模型，实证检验居民收入对家庭碳达峰偏离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居民收入增长对家庭直接碳达峰偏离度和间接碳达峰偏离度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进而提升家庭部门碳达峰偏离度，且家庭碳达峰偏离水平越低，收入增长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就越小。异质性分析表明，中西部地区家庭的低碳消费模式较为稳定，东部地区则需关注高碳排放风险，且教育水平提升能够缓解因居民收入增长带来的家庭碳达峰偏离度提升问题。因此，我国政府应引导培养家庭节约集约的绿色生活观念，以推动家庭消费绿色低碳转型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摘要:资产具备异质性是金融机构的重要特征，异质性是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建立一个具备资产异质性的改进复杂网络模型，研究我国金融系统的系统性风险、系统重要性资产、系统重要性机构以及系统脆弱性机构。以2015—2022年42家银行年报数据，结合最大熵法和最小密度法构建银行间网络，模拟不同冲击强度下,金融系统在违约清算渠道和降价抛售渠道造成的系统性风险。通过抛售受冲击资产的方式测量各项资产的重要性程度，将首轮抛售银行作为间接渠道的系统性风险来源。研究发现：银行系统降价抛售、违约清算单独产生的系统性风险较低，但叠加渠道造成的风险具有强大的破坏力；从研究结果看，我国的系统制造业、交运仓储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资产为银行系统的系统重要性资产；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招商银行系统重要性程度高；部分城市商业银行是系统脆弱性银行；各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由于灵活经营造成趋同性投资，是间接渠道传染风险的主要来源。

摘要:定增并购资产估值不当会引发金融风险。基于金融风险防范的微观治理视角，构建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定增并购资产估值的检验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退出威胁能降低资产估值虚高；经理人持股市值、控股股东持股市值及其股权质押会增强退出威胁与资产估值虚高的关系，经理人关系嵌入强度会减弱退出威胁与资产估值虚高的关系；退出威胁促进资产估值合理化能显著提高定增并购绩效，并主要通过业绩承诺机制和声誉约束机制发挥作用；在退出威胁可信度高、退出威胁强度高、民企及低市场化进程中退出威胁的治理效果更加显著。

摘要:绩效反馈对组织创新的影响一直备受关注，然而历史绩效和行业绩效连续时期的反馈相关性对企业异质性创新战略抉择的影响机理尚未厘清。基于绩效反馈理论，以2010—2022年中国深沪A股高科技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双重绩效反馈相关性对企业异质性创新战略抉择的影响机理，以及高管股权激励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双重绩效反馈相关性与企业突破性创新呈U型关系，双重绩效反馈相关性与企业渐进性创新呈倒U型关系。高管股权激励强化了双重绩效反馈强相关与企业突破性创新之间的关系，也强化了弱相关与企业渐进性创新之间的关系。

摘要:中国企业改革是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其中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投入产生了深远影响。选取2015—2022年内1 001家A股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度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制衡度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也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混合股权结构的公司更有助于国有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而引入非控股国有股权的民营企业也更有利于增加其创新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