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科技与产业呈现深度融合态势，提升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和效率已成为大国产业竞争的关键。科技活动全链条是新业态新模式下促进产业发展的核心内容，构筑产业竞争优势、应对大国战略博弈，迫切需要加强对科技活动全链条的系统性贯通支持，构建科技活动全链条政策体系。在对支持科技活动的政策相关理论和科技活动全链条政策体系演进历程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科技活动全链条政策体系框架，回顾国内外科技创新全链条相关政策实践，归纳并总结科技创新全链条政策体系呈现一体化发展、系统性部署等总体特征和趋势，对比分析我国科技创新全链条政策体系的特点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完善我国科技创新全链条政策体系的思考和建议，以期为我国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增强科技对国家竞争力提升和构筑产业竞争优势的支撑作用提供政策参考。

摘要:过去几十年，中美两国科技经贸合作共同塑造了“中—美创新体系”。中美创新体系正在经历从“互补型”转向“竞争型”，甚至在部分领域出现“斗争型”倾向。这种转型既有技术革命、数字化转型和地缘政治导致的不稳定“分离”，也有科技发展规律、世界经济结构、市场机制和全球挑战等催生的“双赢”与合作的稳定因素。从技术革命引发的经济周期看，中美创新体系内部围绕科技创新而产生的制度冲突、调整、适应仍将持续。保持中美创新体系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双方，也有利于全球经济复苏和创新发展。对此，双方应着眼长远，坚持开放、合作、包容等原则，从促进创新主体互动、创新资源开放等方面共同促进体系良性发展。

摘要: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的重要源泉。基于微观企业视角，首先对“生产率悖论”现象的出现与消失进行了一体化的理论机制阐释。随后，以我国工信部实施的智能制造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1—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借助交错双重差分法实证评估了智能制造计划影响企业TFP的总效应、机制、异质性及动态影响。研究发现：（1）智能制造计划虽在短期内对企业TFP的影响不显著，但在长期和总体上提升了企业TFP；（2）机制分析表明，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智能制造计划在短期、长期和总体上均能提升企业TFP；智能制造计划在初期和总体上扭曲了企业资源配置，但这一扭曲效应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弱，从而对企业TFP的影响呈现出U型演变特征；（3）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人力资本结构或数字化水平越高，智能制造计划可以在总体上越大且在时序上越快地提升企业TFP。研究结果为从微观企业层面去理解“生产率悖论”现象的出现与否、内在机制、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长提供了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对探寻提升TFP的新动力源和微观机制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摘要:基于2010—2020年G20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OLS回归模型和Driscoll-Kraay标准差固定效应模型，从空间格局综合视角探讨中国供应链生态系统发展质量提升的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供应链生态系统环境监管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提高技术水平与制度水平是实现中国供应链生态系统发展质量提升的有效手段；中国供应链生态系统环境监管的滞后效应在监管内因、外因、功能3个层面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机制检验表明，提高技术水平与制度水平能够通过数字驱动增长效应和协同创新攀升效应两条路径来促进中国供应链生态系统发展质量提升，实现供应链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

摘要:降低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关税是中国践行扩大开放承诺的有力措施，对于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运用可计算局部均衡模型，从产业层面考察了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关税减让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关税税率下调对进口的促进效应大于出口，其效应随降税幅度的提高而递增，且现有关税税率越高，降税的贸易效应越大；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内销额和消费者价格将减少，但生产者价格和产量变化不大；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消费者剩余大幅提高，生产者剩余变化幅度有限，但政府进口关税收入下降明显，所以高新技术产品的社会净福利将减少，其中广播、电视和通讯设备类产品的净福利损失最大，办公、会计和计算机器类产品与航空航天产品的净福利损失较小。研究结果可为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关税政策调整提供依据，也能为中国主动扩大进口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摘要:综合科技多样化指数、科技专业化指数、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国际物理学科学中心与转移路径识别模型，基于2003—2022年全球物理学领域代表性期刊论文数据，实现国际物理学科学中心及其转移路径识别。研究发现：（1）美国作为国际物理学科学中心具有绝对优势，但多中心格局或将成为大势所趋；（2）德国、英国、法国、瑞士、日本、中国等国家同美国的距离逐渐缩小，构成国际物理学研究的“一超多强”局面;（3）国际物理学科学中心呈现出从由美国向欧洲转移，再由欧洲向亚洲转移的态势。

摘要:营建低废洁净的宜居环境，仰赖于居民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的转变。这一转变的促成既需要建立生态文明制度给予居民以外在约束，也需要强化生态文明道德来提升居民的内在动力。借助于演化博弈分析法来研究垃圾分类与投放行为在社区邻里间的相互影响与演化，并以仿真来呈现垃圾投放行为的深化路径、绿色行为能否成为普遍的行为选择。数字技术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上的深化应用，能降低监管成本提升监管效率，也能加强邻里的连接强度，提升社区融合程度，进而强化居民生态道德。研究结果显示，传统社区模式下封闭型社区的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最终演化成理想的稳态结果，而在开放型社区绿色行为的转型难以实现。数字社区模式下封闭型社区和开放型社区，民众分类投放的“绿色低废”的行为将演变为普遍行为，数据技术能助力于绿色生活方式成风化俗。

摘要:以往研究往往忽略了教育对人口结构的作用。将这一因素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在估计理论模型中相关参数的基础上，用数值模拟分析了教育对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教育通过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和经济体技术水平，促进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第二，教育通过降低生育率和提升寿命，推动人口老龄化和提升人口抚养负担，并通过推迟毕业时间，降低劳动参与率；第三，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强于对劳动参与率的抑制作用，从而促进人均收入的增长。总而言之，教育解释了人口结构的变动，但是并未加剧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经济压力。研究结果不仅扩展了教育经济影响的分析视角，也对完善我国公共教育和生育政策具有启示意义。

摘要: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是保障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数字经济发展为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快速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统筹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提供了新的契机。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和“在险增长”（GaR）实证研究框架，演绎了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机理，使用我国2011—2022年期间226个地级市的季度数据测度了区域经济下行风险，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下行风险的作用效果。结论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力防范区域经济下行风险；通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挖掘城市市场潜力、激活乡村消费活力以及增强大众创业动力，数字经济能够发挥资本渗透与技术溢出的间接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在缺乏区位优势、经济基础较弱的城市作用效果并不显著，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调节风险防范效应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对研判宏观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乡村产业融合是中国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型和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在城乡要素市场分割的背景下，城乡要素共生与乡村产业融合之间需要协同匹配。通过多案例研究，深入分析城乡要素共生模式的差异性及其对乡村产业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各模式的共性看，城乡要素共生以要素质参量兼容、共生频率深化、共生界面稳定为前提，最终实现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从依存条件的差异性看，要素属性、交易维度和主体特质的差异影响共生界面的生成，形成契约性共生、一体化共生、平台型共生三种类型；从影响效应的差异性看，共生关系的产业跨度、关系形态和关系结构影响乡村产业融合的模式，形成纵向延伸融合、横向交叉融合、产业链网融合三种模式。

摘要: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视角探究高铁建设对制造企业服务融合的影响。结果发现：高铁建设对制造企业服务融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高铁促进了制造企业嵌入式服务水平提升，显著减少混入式服务融合；高铁建设通过国内市场可达性与市场竞争的增加促进制造企业服务融合；国际市场可达性和市场竞争的增加不利于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

摘要:选取2015—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雪中送炭”与“雪上加霜”的竞争性假设实证检验ESG责任履行对企业经营困境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责任履行能够纾解企业经营困境，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而非“雪上加霜”的作用，而杠杆操纵会弱化ESG责任履行这一“雪中送炭”的纾困作用，无助于解决企业经营困境。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实施股权激励企业、不存在“一控多”企业与未参股银行等金融机构企业中，ESG责任履行对企业经营困境的纾解作用更加明显，说明有效的激励机制、合理的控制幅度与审慎的投资范围有利于促进企业积极ESG责任履行，降低经营风险。影响机制检验表明，ESG责任履行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投资效率与增强盈利能力来纾解企业经营困境。研究结论有助于澄清ESG争议，为企业依托ESG责任履行应对困难融资环境，管控经营风险提供经验证据。

摘要:国家利用财税政策扭转实体企业脱实向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而管理者承受的内部期望绩效压力为理解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作用于微观企业投资行为提供了可行性解释。采用2007—2020年深沪实体上市公司数据，对政府补助与企业脱实向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考查内部期望绩效压力在其间发挥的渠道作用。研究发现，政府补助显著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内部期望绩效压力在政府补助与企业脱实向虚之间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且这种关系仅在非国有企业中具有显著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助除了通过内部期望绩效压力抑制企业脱实向虚，还存在“政府补助→资本市场绩效压力→内部期望绩效压力→企业脱实向虚”的链式中介效应。

摘要: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路径和重要抓手。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以企业数字化转型为研究视角，基于2013—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样本，实证检验科技公共服务质量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呈现显著正向影响；科技公共服务质量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企业产权性质、所处行业、所处地区差异有所不同，企业数字化转型并非“发达省域”的游戏；提高科技公共服务质量主要通过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修正管理层短视和提升创新能力进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摘要:在理论探析碳减排政策影响就业的基础上，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碳交易政策的就业效应。研究表明：碳交易政策的实施导致试点地区就业率显著提升，且碳交易政策能够加速劳动力城乡流动、行业转移以及性别转换，同时使得劳动力技能结构呈现“两头粗、中间细”的分布特征；碳交易政策的就业效应并不局限于试点地区一隅，亦能够对试点周边地区产生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试点地区劳动力增加来源包括“就地转换”“走的少”和“来的多”3个方面。进一步地，碳交易试点政策所诱发的就业率提升主要得益于产业结构高级化驱动的劳动力需求扩大和工资提升所驱动的劳动力供给增加。

摘要:数字技术正在深刻影响制造业服务化价值共创和合作网络的动态调整。基于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2013—2022年的数据，将组织内外部合作网络纳入数字化转型的分析框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服务化价值共创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究企业规模异质性与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服务化价值共创绩效存在“倒U”型影响，组织内部合作网络动态性会显著增强二者的“倒U”型关系；组织间合作网络中心度与结构洞在数字化转型与服务化价值共创绩效之间发挥“倒U”型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服务化价值共创绩效的影响效果因企业规模而异，且存在极化现象和门槛效应。

摘要:基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和法治思想，结合环境司法专门化建设经验，构建“侵权人—被害人”互动模型对接个案正义，选定危险接近作为分析样本。危险接近以现代人文主义作为思想基础，法律效果需结合主客观要件分别判断。分析美国对危险接近的区别认定，以违法、合法的先后交叉次序类型化法律认定，结合现代化需求和人文关怀提出环境司法专门化作为环境治理现代化抓手的对策建议。

摘要:员工持股计划有助于企业保留核心科技人才，激发企业创新，对形成新质生产力与推进新型工业化皆具有重要意义，但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应警惕上市公司利用这一激励手段达成不当目的。基于2014—2023年中国上市公司A股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不当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在员工持股计划持续期内发生不当行为的概率更高。其原因：一是部分员工持股计划沦为变向的高管绩效式激励工具，二是员工出于自身利益发挥了合谋掩饰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存续期较短、由金融机构代管、存在杠杆融资及激励人数处于特定区间的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不当行为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类似于高管绩效式激励的“双刃剑”效应同样存在于员工激励中。基于此，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实现对上市公司的强监管，以保障更好的政策效果进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摘要:构建公平有序的市场体系需要厘清市场垄断和地方保护对审计契约的影响。以沪深两市2015—2022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市场结构集中度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进一步考察地方保护对审计契约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市场结构集中度对异常审计费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地方保护进一步增强负向关系；（2）在异常审计费用为负时市场结构集中度和地方保护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更显著，而年报问询函外部监督效用受地方保护制约；（3）市场结构集中度通过代理成本和审计时长影响异常审计费用，进而损害会计信息的稳健性和可比性。

摘要:在一个企业研发博弈环境下，运用强化学习Q-learning算法对多智能体进行联合训练，探讨人工智能决策下企业研发竞争的可能结果。主要结论：第一，与纳什均衡结果相比，人工智能决策下企业研发投入更低而利润水平更高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第二，智能体数量的增加能够降低“合谋”的实现概率；第三，研发的外溢度会促进智能体“合谋”，且在智能体数量较多时更易实现；第四，学习率的提高能够降低“合谋”的实现概率，且在智能体数量较多且研发外溢度较低时作用更显著。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加强人工智能算法在企业决策层面应用管理的政策建议，为数字经济时代的算法监管政策和反垄断规制的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