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战略性矿产是能源转型、尖端技术发展的关键物质基础，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美西方国家通过构建矿产联盟和技术联盟等来保障战略性矿产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能会重塑原有的合作格局，我国资源风险进一步升高。为量化评估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全球力量分布和我国的地位，创建战略性矿产资源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铜、铝、锂、钴、镍、稀土等为例，对主要战略性矿产资源竞争国和资源大国进行影响力评估。结果表明，从单一国家尺度来看，我国具有影响力优势，在资源和技术影响力上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在资本和贸易影响力上则和美国形成“两超”格局。而如果美西方形成联盟，我国原本具有的优势地位将面临威胁，如对铜的资源影响力相较单一发达国家已无优势，贸易影响力方面全矿种大幅落后，资本影响力上仅剩对稀土的优势，技术影响力上钴、锂、镍、钕的优势能够保持，但铝大幅度落后。美西方联盟如果利用这种影响力的不平衡对我国资源获取、技术合作进行阻碍，并对战略性矿产资源进行再分配，将加剧我国战略性矿产产业链供应链脆弱性。

摘要: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以出口国与欧盟的碳价差额代替碳排放差额的设计大大削弱了BCA的直接减排效果与对出口国的减排激励功能，CBAM的碳价构成与责任安排反映出其单边贸易措施的本质。作为欧盟减排行动中与欧盟排放交易系统（EU-ETS）协同的碳定价工具，CBAM在结构与功能上均存在问题，且两类问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使得CBAM的减排效率与其定位严重“脱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环境例外条款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框架下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均无法作为CBAM合法性的依据，这个机制未根据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作出更为公平、务实的安排，国际社会应积极探索国际碳价下限（ICPF）原则下边境碳调整措施（BCA）的功能重构以保障在气候问题上更广泛的共同利益。豁免适用条款暴露出欧盟占据国际碳市场主导权的野心，发展中国家应充分利用国际法的相关规定，积极完善本国的减排体系与相关法制体系，未来在国际碳市场中掌握更多主动权。

摘要:破解我国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长期矛盾，亟需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然而，现有关于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对两链融合的内涵外延、深层逻辑与影响因素仍探讨不足。在辨析与界定创新链产业链融合概念的基础上，尝试构建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并结合我国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的经验事实予以分析验证。首先，从创新过程和创新系统的视角将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界定为要素、主体和制度三维度协同贯通“科学—技术—市场—产业”全过程的创新系统；其次，基于“知识生产—知识扩散—知识应用”过程和“要素—主体—制度环境”架构，构建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影响因素的识别框架；再次，立足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现状，基于所构建的分析框架，识别我国创新链产业链融合过程中存在源头创新能力不足、产学研合作深度不够、科技成果转化不强等问题，并从创新链推动产业链融合和产业链拉动创新链融合两方面提出优化路径与发展策略，同时总结了典型的国际实践经验；最后，从研究范式转变、创新政策转型、数字化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等角度对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的未来研究进行展望。研究结果为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的理论深化与实践推进提供系统性参考和科学依据。

摘要:近年来中国科技进步步伐加快，先进产业的市场化也不断推进，政府与市场关系在中国科技创新产业领域发挥的作用成为研究焦点。从发展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出发，以中国近年来“换道超车”的典范——电动车（EV）产业为例，探讨相关产业政策与市场机制的作用，可以突出中国式的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更好结合在科技创新产业方面的意义。进而，从当前中国政府对金融的引导、人力资本客观现状出发，探讨中国科技创新的产业政策设计与国际市场竞合的逻辑。

摘要:实现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推动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数字技术以及数据要素的引入使得能够解释产业集群形成以及运行的多维邻近理论并不奏效。此时，“数字邻近”作为数字情境下需要构建的关键邻近属性理论框架应运而生，成为解释并实现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路径。然而，对“数字邻近”的概念内涵及其结构维度尚处于探索阶段，并缺乏科学的测度方式。基于对“数字邻近”的概念内涵进行剖析并探索其结构维度以及测量量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邻近”包含了数字认知邻近、数字制度邻近以及数字要素邻近3个维度下的14测量个题项通过检验。另外，通过对传统多维邻近理论的对比辨析，认为“数字邻近”理论框架虽是传统多维邻近理论在数字情境下的理论拓展，却也能区分于多维邻近理论，其独特性能够形成专属的邻近理论框架。

摘要:基于2015—2022年273个地级市样本数据，利用关键数字技术专利数据衡量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综合考虑“减污”与“降碳”之间的动态影响效应，从绩效角度测算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来表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以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数智融合水平等3个角度为切口，考察数字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数字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②数字技术创新主要通过优化能源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城市数智融合来影响城市绿色发展水平；③基于城市类型、政策试点和地理区位进行异质性分析，数字技术创新显著提升资源型城市、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非低碳城市试点、智慧城市试点以及西部、东北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为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促进效应，以数字技术创新带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出应重点关注：加强数字技术创新投入，拓展减污降碳协同推进路径；强化数字技术应用，重塑能源结构；深化数实融合，助力产业结构升级；加强城市数智融合，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结合地理区位特征，实施区域差异化政策。

摘要:理论模型证明，父母兄弟姐妹的教育代际流动能够通过提升父母的教育效率和教育投入促进子女的教育代际流动，父母兄弟姐妹的教育代际流动存在溢出效应。实证检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发现，父母兄弟姐妹的教育代际流动提高了(外)祖父母和父母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子女实现教育代际流动的概率。父母兄弟姐妹的教育代际流动可以增加家庭教育支出、增强父母信息获取能力、提高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重视程度和教育期望等经验证据，为教育投入和教育效率机制提供了一定支持。此外，城市地区父母兄弟姐妹教育代际流动的溢出效应强于农村，子女兄弟姐妹数量增加会削弱父母兄弟姐妹教育代际流动的溢出效应，母亲兄弟姐妹教育代际流动的溢出效应强于父亲。上述结论对鼓励尊师重教等优良家风和加强家庭教育资源支持有政策启示意义。

摘要:聚焦于共同富裕与巩固脱贫攻坚战略下相对贫困评估的新视角，指出传统单维收入衡量方式在反映相对贫困全貌上的局限性，并强调评估标准的国际化接轨需求。通过融合中国实际与国际组织经验，研究创新性地探索了多重相对贫困测度体系，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20年6期数据及美、日、韩、澳家庭微观调查数据，构建家庭经济资源联合分布，并进行指标测算与跨国比较。结果显示，采用多重标准能深刻揭示极端相对贫困群体的真实面貌，这个群体规模约为传统方法识别量的1/5，且面临更为紧迫的援助需求。在时间节点上，多重贫困率增长已在中国消除绝对贫困时得到控制；在城乡差异上，稳定城乡流动人口是缓解相对贫困差距扩大的关键。这些发现为政府后续制定及优化脱贫成果巩固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和策略启示。

摘要:当前基于单一维度研究解决城镇化重大问题具有局限性。要破除当前以“就市民化论市民化，就产业论产业，就空间论空间，就治理论治理”的城镇化思维，以系统观念下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其总体思路是：围绕1个核心，立足2个大局，理顺3个关系，统筹4个维度。其中以人为核心是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本质要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本出发点，把握好短期与中长期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以及乡村全面振兴的关系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保障，实现人口、产业、空间、治理4个维度相匹配是系统观念下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关键。

摘要:尾部风险的跨域传染是制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隐患，为此亟需明晰地区经济增长尾部风险的空间传染路径与溢出渠道。基于在险增长的分布估计范式测度出中国省级经济增长尾部风险，在此基础上分别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与空间杜宾模型考察区域经济增长尾部风险的网络关联特征与溢出机制。研究发现：尾部风险存在显著的事件驱动和多元分布特征，极端事件冲击会在短期激化尾部风险，西部地区和长江经济带目前表现出强劲的风险免疫韧性；区域经济尾部风险具有突出的溢出深度和溢出广度，其中黄河流域经济带与其他地区的风险联动较为明显；投资与消费需求衰退以及地方财政竞争引发的要素虹吸效应会加剧尾部风险溢出，而银行信贷的良性扩张有助于抑制尾部风险扩散。研究结果为促进经济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动态平衡、推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进程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摘要:基于生涯资本理论，采用大语言模型及K-prototypes聚类分析118名企业科技领军人才。析出实践开拓型、组织发展型、价值引领型、科创新锐型4类人才构型，揭示其“外部环境熏陶、内隐特质激活、外部能力涌现”的内外交错式成长逻辑，廓清各构型差异及多元化发展路径，明确家国情怀的目标导向与科研品质的能力支撑是各构型成才的共性因素。

摘要:数字技术创新正在推动新一轮的要素与结构变革，是微观企业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机遇。本文结合中文语言情景，采用文本挖掘的方法构建了企业层面的竞争压力感知指标，并探讨了企业竞争压力感知对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竞争压力感知与数字技术创新水平正相关，高管股权激励会进一步增强两者间的正向关系，而薪酬激励会削弱两者间的正向关系；（2）当企业感知到较高竞争压力时，会通过提高内部控制和数字化转型水平，进而提升数字技术创新；（3）在商业信用融资水平较高、高科技企业及高管具有数字化专业背景企业中，竞争压力感知与数字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更为明显。

摘要: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中央持续增加对粮食主产区的纵向利益补偿力度，并探索构建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基于2004—2022年各省份粮食净调量和TFE-SFA测算的要素产出弹性，采用机会成本法测算2004—2022年全国30个省份的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研究得到主要结论是：第一，粮食产销区分担的粮食生产责任极不平衡，仅有黑龙江、内蒙古、吉林、河南和新疆等少数省份可以常年净调出粮食；第二，在户籍人口口径下，2022年当年和5年平均方案的受偿总额分别为1 664.38亿元、1 654.95亿元，在常住人口口径下，2022年当年和5年平均方案的受偿总额则分别为1 811.57亿元、1 819.69亿元，黑龙江、内蒙古和吉林的受偿金额约占受偿总额的90%。为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协调区域发展，需要构建产销区间合作发展机制，建立健全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制度安排，并完善粮食流通统计制度，建立粮食跨区域数据共享平台。

摘要:民生支出的崛起是近年来地方财政的突出特征，然而其背后的制度因素尚未得到充分的探讨。收集2012—2021年地市级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全面减税政策与地方支出策略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在减税政策冲击下，地方政府的支出水平显著下降，而民生支出占比显著提升。此外，本文还发现距离行政中心的距离、支出分权程度能够影响地方政府的支出削减行为。研究认为政府间财政关系在解释地方政府民生支出保障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上述发现为理解近年来民生支出的增长提供了制度性解释，并为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及完善地方政府行为激励提供了重要依据。

摘要:为畅通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通道，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四链融合是对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进一步理解，四链融合水平即资金和人才要素在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过程中各环节的资源配置效率总和，反映了创新体系内各主体、要素的协调融通程度。通过将四链融合过程划分为科学创新环节、技术创新环节，并行的技术转移环节和科技创业环节，以及最终的融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环节，利用三阶段超效率贝叶斯（EBM）模型及全局参比的EBM-Malmquist指数，系统测度2014—2021年中国各地区的四链融合水平，并利用BMA方法从创新环境、四大链条结构组成、创新生态、产业发展水平4个方面，对其进行关键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四链融合水平整体实现了较大提升，但各地区仍存在较大差异；数字化水平、科技服务业水平以及制造业发展水平等是推动四链融合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为制定推动四链融合的对策建议提供了更为准确的支撑。

摘要: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研究其能否提升生态效率及其作用机理，对我国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实现与资源高效利用、环境有效保护相协调的高质量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外部性理论以及数字经济特征，选取我国2011—2023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和非期望的超效率SBM模型对数字经济和生态效率进行测算。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省域生态效率；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正向影响生态效率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是数字经济推动生态效率提升的重要机制；通过将30个省份划分成东中西3个地区并对其分别进行回归，发现数字经济对于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均成立，其中数字经济对于东部地区的生态效率提升作用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

摘要:国际争端事件会挑起两国人民的敌对情绪，并进一步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决策。主要探索争端事件如何影响当事国消费者对争端国产品购买意愿。以中美贸易战为争端事件情景案例，以“刺激一反应”理论为基础，构建消费者在争端事件情景下的行为决策模型。实证结论表明：国际争端事件卷入度、感知经济竞争正向提升了消费者对争端国的经济敌意；消费者的经济敌意、爱国主义通过降低其对争端国情感形象而降低了其购买争端国产品意愿；消费者的经济敌意和爱国主义也可以通过提升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而降低其争端国产品购买意愿。

摘要:金融科技助推金融活水流入实体经济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在提高金融的普惠性、韧性方面都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金融科技是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企业资产结构配置的助推器。基于2011—2021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考察金融科技对资产结构配置偏差即企业资产结构错配的影响，并检验其作用机制及潜在的异质性。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显著抑制企业资产结构错配，优化了企业资产结构配置，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调节效应显示：高管纵向兼任和金融监管对金融科技与资产结构错配关系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强化了金融科技对资产结构错配的抑制作用；银行持股起到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弱化了金融科技对资产结构错配的抑制作用。中介机制表明：企业金融化和代理成本起到了遮掩效应，金融科技通过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降低代理成本，进一步抑制了企业资产结构错配。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高科技、重资产、东部地区、高融资约束、低ESG表现和低数字经济区域的企业中，金融科技对资产结构错配的抑制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科技通过抑制资产结构错配，推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社会责任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