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技术创新是一个尚未纳入技术经济学和创新经济学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基于创新元动力原理和生物学隐喻，发展并再定义了根技术概念，即根技术（root technology）是从一个技术种子引发，经过向下筑根，实现向上涌现，继而在某个临界点产生爆发，最终成为泛在的元技术。研究结果表明：根技术本质上是其所在领域技术体系的“基因源代码”，是创造技术体系的技术，具有独特的生命周期——分期与变态同步发生，具有弱根技术、中根技术和强根技术3种分型，尤其是强根技术创新对创新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价值。这项研究成果是一项开拓性工作，为构建根技术创新范式、掌控创新链、把控产业链、操控价值链给出了理论指引和实践指导。

摘要:构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两国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美国“小院高墙”政策对我国的影响，并实证检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对冲击的效果。研究显示美国实施“小院高墙”政策对我国的产出、消费、物价、进出口，以及企业的出口附加值和全球价值链位置都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起来，释放适当的流动性并进行定向支持可以促进高科技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提高企业的出口附加值，并引导我国企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位置迈进。

摘要:电子元器件是电子信息产业的基础支撑底座，然而我国仍然存在对战略性领域保障不足、市场竞争“低端混战、高端失守”等问题，急需基于电子元器件领域的技术特性与发展特征深入剖析其兼具的战略性与市场性，研究促进我国电子元器件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路径。基于制度逻辑的视角，从理论层面阐述战略逻辑和市场逻辑合力打通“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堵点进而促进“双链”知识融通、资金匹配和人才流动的作用机制。系统总结梳理日本运用战略逻辑和市场逻辑推进电子元器件产业双链融合的实践。基于对我国电子元器件领域双链融合存在的堵点障碍的研究，从战略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协同角度提出了强化“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的实践思路。研究结果拓展了制度逻辑的理论边界，为分析双链融合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摘要:数智供应链金融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渗透和融合，重构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布局，加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演进和变迁，成为锻造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支撑基础和强劲动能。数智供应链金融赋能过程呈现主体广泛性、过程复杂性和类型多样性的动态演化特征。数智供应链金融赋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高效发展主要表现为多重共生作用机制，主要包括：数据要素赋能生态升级，实现全场景覆盖的全面共享机制；平台经济赋能流程重塑，打造高效运营体系的创新驱动机制；数字技术赋能治理破局，构建综合性数智供应链金融治理结构的协同提升机制。牵涉关键症结在于业务品种的失调矛盾、受惠对象的失调矛盾、主体互动的失调矛盾“三个失调点”。在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着力提升数智供应链金融赋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高效发展的治理能力，亟须从制度创新—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平台塑造“四个提升面”精准施策，充分发挥数智供应链金融赋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高效发展的提升作用，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强劲推力。

摘要:落实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是中国形塑战略性资源发展优势与提升国际竞争实力的核心要义。设立2008—2023年为研究时段，选取276个城市面板数据，以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城市政策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与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实证考量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智能创新集聚的关系以及二者间作用的链式传导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基准回归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对智能创新集聚具有正向影响效应，且这个结论经过模型有效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识别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战略以促进技术市场规模扩张、降低非主动式技术创新溢出损失两条传导路径促进智能创新集聚。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相较于胡焕庸线西北地区、创新环境一般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对智能创新集聚的积极助推作用在胡焕庸线东南地区、创新环境优良地区更为显著。

摘要:人工智能近年来呈现加速发展之势，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日益显著，首当其冲是对就业的影响；就业是民生之本，在就业形势严峻的当下，亟待对人工智能的就业效应开展研究。目前研究主要采用现象描述和理论阐释，少数定量研究得出不同结论。因此，有必要针对更大范围和时间跨度的样本，研究揭示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采用元分析整合研究人工智能的就业效应，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应用与就业总量正相关，与中高技能岗位正相关，但与低技能岗位负相关，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上述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这表明人工智能在促进整体就业的同时，对中高技能岗位主要呈现岗位拓展效应，对低技能岗位主要呈现岗位替代效应。因此，一方面要推动人工智能的产业发展和应用场景拓展，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岗位拓展效应；另一方面要正视人工智能的岗位替代效应，主动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结构性失业冲击。

摘要:城市社区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如何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基于武汉市H社区的实地调研，发现生发于社区内部的内源型社会组织与社区之间基于共同理念和目标，进行有效的沟通、协商和博弈从而达成治理共识，形成良好的互动合作治理模式。借用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模型，检视内源型社会组织与社区之间的互动博弈过程及运转逻辑，进而从微观层面揭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形态。研究发现：内源型社会组织与社区之间的系统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指令性的依附关系，两者之间在互联互动过程中重塑社区情感联结，在互动合作中实现功能互补共同生产公共服务，形成相互依赖的治理结构，提升社区治理效能。这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如何构建一种有效的政社合作治理实践和理论提供一种可能的理论视角，也为健全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

摘要:数字基础设施是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迈向智能社会的基础支撑。推动未来城市建设，必须建设与之相适应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研究分析数智时代城市基础设施的内涵与体系，探讨数字基础设施支撑未来城市建设与发展的主要路径和作用方式。针对未来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需求与挑战，提出建设的基本思路和具体路径。研究认为，未来城市数字基础设施以数字化创新基础设施和数智基础设施为“双核”支撑，以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为主线，为城市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畅通与循环提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场景化的软硬件设施体系保障，通过创新驱动与数智赋能全面支撑城市创新、智慧、绿色、韧性、宜居、人文建设。研究从3个方面提出建设未来城市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议：一是科学把握未来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需求与挑战；二是统筹处理好五种基本关系；三是系统推进城市数字化绿色化双转型。

摘要:构建均衡可及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推动县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立足县域治理视角，从内部均等和外部均衡双重维度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逻辑进行梳理，采用熵权TOPSIS法对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测度评价，使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对县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测度分解，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同频共振效果。结果发现：第一，中国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呈明显提高态势，南方增速较快，目前已超越北方，区级水平高于县级，非贫困县供给上占据优势，而贫困县的增速更为显著；第二，县域基本公共服务存在均等化趋势，南方的均等化速度和水平均优于北方，南北差距呈缩小态势，区内供给的非均衡程度更高，但城乡差距正在减小，非贫困县的不均衡态势相对更加严峻；第三，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增长以及财政能力的均衡发展程度均不断提高，南方的发展态势更为优越，区级水平显著优于县级，非贫困县情况也明显优于贫困县。研究结果对于如何通过内部均等和外部均衡的双重策略在县域层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以及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摘要:关于企业间多市场接触与绩效表现的关系的实证结果始终未能达成一致。基于竞合关系理论，利用2013—2022年全球手机行业的数据对多市场接触和企业绩效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跨国公司多市场接触与企业绩效呈现S型曲线关系，宏观环境层面的东道国制度空白、东道国与母国间的制度距离，以及企业层面的国际化广度，分别对上述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摘要:专精特新企业在产业链关键领域被赋予了“补短板”“锻长板”“填空白”的使命，是推动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基于政府—企业—市场间资源与信息交互视角，以2015—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引入PSM-DID模型，探讨了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政策在制造业价值链升级进程中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这项政策有效推动了制造企业沿“微笑曲线”向两端高附加值环节攀升，主要通过资金支持、人才培育、数字技术赋能机制发挥作用，资源倾斜效应和信号传递效应明显。异质性检验表明，该政策对成长期制造企业及国有企业价值链升级的推动效应更强，且企业所在地区创新环境、营商环境越好，政策效果越突出。进一步分析发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对周边区域制造企业存在虹吸效应，当超过一定距离后，其辐射带动效应逐渐显现，对与自身发展水平相近的制造企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效应尤为明显；此外，与智能制造试点、碳交易试点城市政策协同实施能够进一步提升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政策的效能。

摘要:以美国实体清单制裁为例，构建一个联通个体和企业危机生存反应的配置框架，并提出企业行动策略不依赖于单一条件，而取决于惯例、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考察探索式惯例、利用式惯例、技术前瞻性、技术多元化、环境动态性以及政府创新补助等6个前因条件的组态效应对企业采取战斗、转移及休眠策略的因果复杂机制。研究发现单一因素不是影响企业行动策略的必要条件，并验证了驱动企业采取战斗策略的政府赋能—技术攻坚型与动态环境—技术攻坚型组态、采取转移策略的平稳环境—市场迁移型组态及采取休眠策略的政府支持—行动缺失型组态。研究结果拓展了企业危机应对策略的驱动因素研究，对企业危机管理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摘要:中国正积极考虑加入CPTPP推动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通过构建嵌入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因素的结构模型，从理论层面解析了贸易壁垒削减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路径，在此基础上运用反事实分析方法对CPTPP的福利效应及其结构分解进行考察，并全面评估中国不同应对方案可能产生的潜在经济影响。模拟结果显示：CPTPP主要通过贸易额效应而非贸易条件效应影响各国福利水平，成员国的福利水平因区域内贸易额的增长而提高，非成员国的福利水平则因贸易转移效应受损，中国的福利水平受到的负面冲击相对较小；进一步的应对方案分析表明，中国加入CPTPP不但能够提升自身福利水平，还能加强彼此间贸易联系，大幅提升成员国的福利水平；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倡议、RCEP协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金砖国家联盟向更高开放水平发展，中国能大幅抵消未加入CPTPP的潜在负面影响。

摘要:基于2021—2023年中国居民心理与行为调查研究数据，利用集中指数分析我国居民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变化趋势并对健康差异成因进行分解。研究发现：（1）2021—2023年期间，我国居民健康存在一定差异，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健康较差的居民集中在低收入群体中，尤其在西部和农村地区更为突出；（2）个人健康状况对健康差异的影响最大，人口经济特征和家庭特征紧随其后，社会特征对健康差异的影响贡献最小；（3）其中，收入、执业状况、慢性病患病情况、BMI、家庭健康和社会支持是影响健康差异的主要因素，其差距进一步扩大了健康差异，文化程度和商业医疗保险对健康差异呈现负向贡献，是缩小健康差异的重要因素。基于此，建议政府应优化资源配置与政策设计，缩小社会经济差距；加强慢性病管理，扶持贫困群体；健全多层次、多渠道的教育与推广机制，提升公众健康素养；加强多部门协作与资源整合，关注社会支持和家庭健康；打破差异化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摘要:跨境资本极端流动在历次金融危机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换言之，跨境资本极端流动常常是金融系统风险溢出效应的根源和表现。基于48个国家和地区2009—2023年的季度数据，在测度各国金融系统风险溢出指数、衡量跨境资本极端流动（涌入、中断、外逃、撤回）区间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跨境资本极端流动与金融系统风险溢出的关系和内生机理。研究发现：第一，资本中断和外逃显著加剧金融系统整体的风险溢出水平，而资本涌入和撤回会适当减缓金融系统内部的子市场间的风险传染；第二，不同经济发展程度、货币国际化和汇率制度国家下极端资本流动对金融系统内部风险溢出效应存在非对称影响；第三，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能显著减缓极端资本流动的冲击，且对于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低的经济体，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与资本管制措施配合实施的调控效果更显著。研究结果深化了跨境资本极端流动对金融系统性风险影响机制的认识，对我国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抑制外部风险冲击、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具有重要启示。

摘要:利益平衡属于标准与专利融合的基础课题，既有理论研究与策略实践并未足够重视。在解析利益相关方的核心诉求与失衡状态基础上，可以将利益平衡理念概括为既确保专利得到适当创新激励，又确保标准得到有效技术扩散，进而增加社会总体福利。依循利益平衡理念，在宏观层面需要推行三大策略：一是立足不同融合阶段采取对应式平衡策略，融合前尽量减少融合机会，融合中着力采用间接融合方式，融合后为标准的有效实施清除障碍；二是区分不同要素类型采取侧重式平衡策略，重点规制公益性强的标准、与标准关系近的专利，以及投机性强的专利权人；三是结合不同规制方式采取递进式平衡策略，遵循“市场优先，法律殿后”的基本方式顺位、“私法→社会法→公法”的法律规范次序，以及“强制协商→慎用禁令→裁断许可费”的诉讼救济步骤。

摘要:推动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是中国创新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内在要求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但频繁的贸易摩擦加剧了中国数字产品出口及质量提升的不确定性。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为对象，采用2011年1月—2021年12月的数据，实证检验贸易摩擦对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作用机制以及FTA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贸易摩擦的数量增多与歧视性加深均显著阻碍中国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其主要机制与渠道是推高中间品进口价格和减少中间品进口数量；自由贸易协定可以有效缓解贸易摩擦对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的抑制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随着数字产品出口质量提高，贸易摩擦的影响呈“N”型态势；非关税措施的负向影响大于关税措施，进出口政策、劳动力迁移政策、本地化政策、补贴与国家援助政策、贸易救济措施以及其他措施类贸易摩擦的数量增多与歧视性加深均不利于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不涉及具体产品贸易摩擦较涉及具体产品贸易摩擦的负向影响更大，近年来专门针对数字产品的贸易摩擦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日渐显著；OECD成员发起贸易摩擦的阻碍效应大于非OECD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