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对全球范围内农业强国的概念及评价标准的系统梳理，分析农业强国的生成路径、核心特征与未来演变趋势，并结合现实国情探讨中国在全球农业强国格局中的历史地位和发展前景。研究发现，美国、荷兰等已公认的农业强国普遍具备发达的经济社会背景、与社会平均水平大体相当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农产品优势。为了揭示农业强国的内在形成机理，提出“起点—过程”分析框架，阐明初始禀赋与过程演化在塑造农业强国过程中的相互作用。结合当前大量生计农业与专业化生产并存的二元结构，认为推动传统小农加速退出并实现规模化、科技化经营，是我国迈向农业强国的关键，并通过强化社会保障、完善要素市场以及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可在降低社会成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农业竞争力。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下，我国有望在较短时期内解除现阶段的结构性约束，实现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

摘要: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是新时代中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强国建设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深邃战略考量。从“腹地—经济腹地—战略腹地”演进脉络梳理现有研究成果，重点回顾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历史过程和主要启示；基于“区位—功能—归宿”三位一体视角，分析国家战略腹地特征和空间范围界定标准，揭示国家战略腹地的科学内涵。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理论逻辑体现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重要方面。在实践中，加强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根本指引，探索和强化关键产业备份、科技创新、战略物资储备、对外开放、生态屏障筑牢等实践路径。

摘要:近年来，全球产业链正加速重构，系统性风险日益突出，通过整合全球锂电池产业上游、中游及下游的全链条贸易数据，构建覆盖“资源开采—材料加工—终端应用—回收再生”闭环的动态复杂网络模型和锂电池全产业链网络的五维韧性综合评价体系，对2001—2023年全球锂电池贸易网络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刻画，仿真其韧性变化，提出“技术突破—资源多元化—生态闭环”三位一体策略。研究发现：2001—2023年，锂电池全产业链网络的连通性、贸易紧密性以及传输效率均在上升，贸易网络整体向全球化、复杂化方向演变，特别是自2019年以来，锂电池全产业链的不稳定性增加，贸易逐渐向区域化、多极化方向转移。2001—2023年，锂电池全产业链具有高度异质性，产业链在效率提升的同时，脆弱性也在增加；锂电池产业链的韧性从高到低依次为下游、中游、上游。基于此，提出建议：实施资源供应链产业链战略转移；从资源加工优势转向关键技术溢出；强化电池回收，构建锂电池闭环生态韧性供应链。

摘要:国际科技竞争背景下，外国企业利用专利独占性机制对中国关键产业实施技术锁定战略，进而产生技术路径依赖效应并引发技术封锁危机。构建中国集成电路制造业专利集揭示外国企业在华专利独占性的技术路径依赖效应，结果表明，外国企业利用专利独占性机制阻碍后续创新者专利申请的授权以促进形成技术路径依赖效应。外国企业一方面倾向于在中外关系紧张、双边进出口贸易下行、中国对外开放程度降低、知识产权贸易逆差增大的情境下对华实施技术锁定战略，另一方面更聚焦于集成电路制造业的中游技术环节，选择原创性高的专利作为实施锁定战略的工具。研究结果为中国应对外国对华关键产业实施技术锁定战略乃至技术封锁政策提供了启示。

摘要:基于2013—2023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多种计量模型，实证检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首发经济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高水平对外开放正向影响首发经济，且这一作用在东部地区、信息化程度较高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影响作用更强。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高水平对外开放可通过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有效赋能首发经济。空间溢出效应表明，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够发挥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据此，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首发经济新生态、强化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顶层设计等策略，以期为促进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摘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对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战略主动权至关重要，而集成电路人才是先进制程研发与产品良率的关键支撑。基于人才模块化视角，全链条揭示集成电路人才的横向链式协同模式与纵向梯度成长路径。为此，整合文本建模、生成树分析与质性研究等混合方法对集成电路产业的招聘信息、人才履历及其他文本数据进行分析。分析发现：集成电路由集成电路设计、前道工艺、后道工艺三个模块构成，分别具有精密集成、标准制程和线性工序的工作特征，要求对应的人才具备博专兼具、精技熟工和严控精测的综合素养，进而形成模块间横向的链式协同模式；集成电路各模块人才表现出邻域融合、技艺精进与同域流动的差异化梯度成长路径，需要嵌入式教育、师徒制度和技能认证等来助推模块内纵向的梯度成长路径。基于以上经验事实，进一步发展出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模块化的理论命题，回应已有人才研究不足的同时，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开发提供实践方向。

摘要:伴随中国式现代化启动新征程，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深化社会治理、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客观需要。基于2012—2021年全国414家基金会的1 958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政府资助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使命偏离的中介效应及制度环境、政治属性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资助显著促进了社会组织的高质量发展；（2）机制分析发现，政府资助通过引发使命偏离，促进社会组织有意识的战略调整以此推动高质量发展；（3）异质性分析表明，“支持型”“限制型”制度环境下政府资助均对组织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但二者差异不显著；而具备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其政府资助对高质量发展影响程度要优于无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反映出政治属性在政府资助过程中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强化作用。研究结果不仅深化了对政社关系的理论认知，也在实践层面为政府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摘要:基于2020年4月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的指导意见》，分析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治理绩效的影响，并探讨提升公众参与意愿的路径。研究结果显示：（1）《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的实施能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治理绩效；（2）从内部视角来看，政务微信平台的环保推文增强了《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的激励效果，通过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和政策认知，使公众更积极地参与环境监督；（3）从外部视角来看，地方政府管制型环境规制的强化提升了政策的执行效果，严格的环境规制增强了公众对政策的信任，提高了公众参与的意愿。研究结果不仅验证了公众参与在环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还揭示了信息传播和政府管制在优化公众参与效果中的关键作用，为完善公众监督机制及推动企业绿色治理提供了实证依据和政策建议。

摘要:明确区域最优生产性服务业相对多样化水平，有利于优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区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布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中国环渤海、长三角、粤闽三大都市带为例，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探究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相对多样化水平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以及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调节影响。研究发现：（1）城市存在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最优生产性服务业相对多样化水平，城市遵循动态比较优势的适度的生产性服务业相对多样化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2）发挥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正向调节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相对多样化发展绩效的作用，提高城市最优生产性服务业相对多样化水平，需要使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与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相对多样化发展保持较好协动性。研究结论可为优化大都市带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空间布局、提升其发展绩效的政策实践提供重要理论借鉴和决策参考。

摘要:数字经济的发展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基于2013—2019年中国地级市城乡收入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从产业结构视角切入，分析数字经济的影响渠道。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整体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渠道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的影响仅通过制造业结构升级传递，且存在两面性，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同时，也使制造业向资本化和高技能化发展，削弱其积极作用。进一步讨论表明，通过大力投资教育基础设施和采取渐进式的产业升级思路，可有效缓解数字经济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一方面可丰富对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不平等的理论认识，另一方面也为在数字经济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摘要:以2006—2020年中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熵权法测度了不同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随机核密度和Markov链等方法探究其时空格局和动态演进。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呈波动式上升趋势，沿海经济区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相对其他经济区较高；八大综合经济区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存在较为显著的区域差距，其中区域间差异是主要来源；随机核密度估计和Markov链分析表明，不考虑空间因素时，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持续性较强、流动性较弱，加入空间因素后，高水平“邻居”会对中低发展水平城市表现出辐射带动作用。研究结果丰富了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测度和分析框架，为加快建设创新和绿色双轮驱动发展模式、缩小包容性绿色增长地区差距、稳妥提升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提供理论和实践启示。

摘要:平台企业作为平台经济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主要参与者，不仅兼具市场“中立性”和企业“逐利性”双重属性，而且同时拥有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双重身份，这种特殊性极大地增加了平台经济治理的难度。针对双重身份平台企业参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问题，引入实际案例进行特征事实分析，创造性提出一种全新的二维空间策略集合分析框架，在传统演化博弈基础上构建出33演化博弈模型，对稳定性进行灵敏度分析。研究发现：平台企业扮演监管者角色时，政府部门作为监管“监管者”对其实施监督，消费者举报能够抑制平台商家违规经营行为，平台企业连带责任过大反而会打击平台企业的积极性；平台企业扮演被监管者角色时，政府部门作为监管者对平台企业的垄断行为进行监管，平台企业垄断成本和垄断额外收益是平台企业是否选择垄断策略的主要依据，处于弱势地位的平台用户起诉只能缓解平台企业垄断行为，不能从根本上起到震慑作用。

摘要:在新常态背景下，战略变革成为企业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高管团队作为战略变革的核心主体，对变革结果具有决定性影响。基于断裂带理论，运用2016—2023年国内上市公司数据，本文探究了高管团队关系相关和任务相关两种不同类型断裂带对战略变革的直接影响，以及环境包容性与组织惯性的联合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关系相关断裂带会抑制企业战略变革，而任务相关断裂带会促进企业战略变革。因此，企业在选聘高管人员时，应重点评估候选人任期匹配度、职能背景互补性等任务相关性指标，并适当放宽对性别、年龄和学历等表层特征指标的限制门槛。（2）环境包容性削弱关系相关断裂带对战略变革的抑制作用，增强任务相关断裂带对战略变革的促进作用。因此，当企业高管团队关系相关断裂带明显且短期难以调整时，企业可以优先在环境包容性较高、资源丰裕度较大的非制造业新兴市场开展战略变革。（3）组织惯性会削弱环境包容性对关系相关断裂带抑制战略变革的负向调节效应。因此，企业可通过流程重构、动态知识赋能等手段，合理控制组织惯性的“度”。研究结论在丰富断裂带理论成果的同时，也可为高管团队顺利实施战略变革提供指导建议。

摘要:考虑到我国成品油价格制定机制的复杂性和非透明性，通过扎根方法结合多源流理论框架，认为问题源流（经济走向、不可抗力）、政策源流（市场供需、政策调控）及政治源流（地缘政治、负面情绪）之间的交互与耦合会造成政策之窗的开启，从而引发我国成品油价格的调整。运用fsQCA方法探索六大因素之间的内在协同效应并绘制不同阶段下我国成品油价格影响的组态路径。结果表明，我国成品油价格长期走向受到问题源流与政策源流的共同影响，短期波动受到问题源流与政治源流的共同影响，而政策调控是稳定我国成品油市场的重要举措。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传统生产力发展路径的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资本、资源等要素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为增长而竞争”的政治体制背景下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近年来我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出现增速下滑趋势，以往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遇到严峻挑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基于2004—2023年地级市层面数据论证了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内卷式竞争”对地区技术聚集、创新质量和创新成果持续性存在负面影响，但促进了创新投入持续性的提升，最终导致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研究还发现，“内卷式竞争”还会放大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偏差。为此，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视角提出了对策建议。

摘要:数字技术赋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深刻改变了货币政策运行的外部环境，其对传统金融体系的冲击不容忽视。基于中国2010—2021年商业银行数据，研究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显著削弱了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效率，从而降低了货币政策的信贷调控力。从机制上看，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导致的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下降和金融摩擦减少，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效率的弱化作用，大于银行竞争上升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效率的提升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会推动新增贷款期限的长期化，并提高利率渠道的传导效率。

摘要:在全球科技竞争和市场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中美半导体与电子行业市场的风险传染与联动性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基于费城半导体指数与申万电子指数，采用DCC-GARCH、BEKK-GARCH模型与Copula函数，研究中美半导体与电子行业的风险联动性与尾部依赖特征。结果表明：市场联动性具有显著时变性；美国市场对中国市场具有预测性；极端条件下尾部风险依赖性显著增强。为此建议加强监管、优化结构、推进产业自主化。

摘要: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正处于向创新驱动转换的瓶颈阶段，服务科技创新主体是资本市场的核心战略定位，但长期以来占比偏高的传统企业挤压了融资空间。对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扩展，分析资本市场融资主体结构如何影响该经济体的创新活动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高技术产业分类方法将全球上市公司划分为传统企业（低技术产业）与高新企业（高技术与新兴产业），并使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提高资本市场的高新企业融资比例能够显著促进该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其作用机制在于促进了高新企业的整体R&D水平，而高新企业的R&D相较于传统企业的R&D能够带来更明显的TFP增长。进一步分析表明，当经济体处于发展初期时，调整资本市场的融资主体结构无法带来显著的TFP增长，通过优化融资主体结构来促进TFP增长需要该经济体达到一定经济发展阶段。此外，自主创新程度越高的国家，调整融资主体结构的TFP增长效应越强。中国应当优化资本市场融资主体结构，将资源进一步向新兴产业倾斜从而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融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