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8):10-19.
摘要:2024年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通过全球首个专门规制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以下简称DSI)利用惠益分享问题的多边机制,体现了公平公正惠益分享的现代国际法理念。研究发现,该多边机制的通过可能会对中国DSI利益相关方产生潜在影响,建议中国加快构建DSI协同治理工作机制,研究制定DSI利用惠益分享管理办法。
2025(8):20-29.
摘要:我国在北极公海享有科研与渔业等权益。研究发现:BBNJ协定会与北极现有公海法律制度发生水平互动,与作为其缔约国的北冰洋沿岸国的法律制度产生垂直互动;其规定的海洋遗传资源、划区管理工具及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可能会通过制度互动对我国科研和渔业活动造成新的限制。因为建议我国需秉持平衡养护与利用的立场,通过国际国内协同措施维护合法权益。
2025(8):30-38.
摘要:预算绩效管理是优化财政资金使用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关键工具,在公共管理中占据重要地位。基于浙江省66个区县2017—2023年的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实践,运用随机前沿模型评估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对公共服务产出效率的实际影响,并从财政监管能力、政府透明度和互联网服务能力3个维度探究其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显著提升了公共服务产出效率;(2)财政监管能力、政府透明度和互联网服务能力对上述改革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3)在经济后果方面,改革实施后,教育领域公共服务产出效率的提升增强了地区创新水平。研究结果为深入理解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实施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为我国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深化及后续改革完善提供了重要启示。
2025(8):39-51.
摘要: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经济社会的关系错综复杂,需要对知识产权的经济学原理深入研究,掌握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才能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需求。国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知识产权的经济学研究大幅增长。但这些研究还存在较大的不足,难以满足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对知识产权制度的需要。研究发现,知识产权经济学本质上属于制度经济学的范畴,通过深入研究知识产权及相关的促进其创造与流转的科技、财税、金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方针政令等规则总和,来发现其推动经济发展的原理与作用。提出知识产权经济学研究应从知识产权构造的逻辑分析、知识产权运行的均衡分析及知识产权变迁的演化分析3个维度展开,并注重与知识经济、创新经济、技术经济、信息经济等概念区分。
2025(8):52-62.
摘要:加强政府政策引导,助推数字产业创新以掌握数字经济发展主动权,是实现数字强国战略的重要路径。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为切入点,从数字生态视角揭示大数据试验区这一数字化政策对数字产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大数据试验区激发了数字产业创新活力,体现了数字化政策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中对数字产业升级的基础作用。大数据试验区显著改善了数字生态,通过加速数字知识汇聚、强化数字治理和推动公众数字化关注,从而激发了数字产业创新。大数据试验区提升数字产业创新水平在市场分割强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强的地区以及信用环境好的地区更为突出。进一步地,大数据试验区同样具备激发数字产业四大核心子行业创新活力的效能,但推动力度却存在差异。从数字生态视角揭示了政策赋能数字产业快速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结果对提升数字产业竞争力具有启示意义。
2025(8):63-72.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推进质量效益型增长的绿色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耐心资本是生产关系层面为解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而进行的适应性调整,对各类生产要素具有组织作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结合起来,从更具根本性的生产关系层面探讨耐心资本对于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作用。新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发生决定性作用的内因在于其原初培育成本主要由耐心资本承担,而技术创新的投入产出、收益分配过程本身决定了其对生产关系的调整作用。国际经验表明,在耐心资本支付生产力培育的原初成本之后,若由投机资本主导生产关系的形成,则势必生成“资本增密排斥实体+技术增密排斥劳动”的制度体系。唯其如此,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新型生产关系应以耐心资本为主导。在中国特色体制下,新质生产力得以发挥创新作用的重要条件有二:一是我国实体产业结构完备可消化技术创新成本,二是耐心资本大量投入于基本建设并由国家长期承担投资风险。当务之急在于构建新质生产力与耐心资本结合路径及时发育社会企业,使之成为适配性微观主体,以期进一步发挥以上两个条件对于消化技术创新成本的作用。
2025(8):73-83.
摘要:在科学识别“新质要素”的基础上,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行创新性测度,并从城乡收入差距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其共同富裕效应。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现“U型”非线性关系:在发展初期,新质生产力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当其超过一定水平时,可能加剧收入不均。机制分析进一步表明,城乡劳动生产率与人力资本差距是这一效应的主要作用路径。因此,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需同步缩小城乡“技术鸿沟”,以更有力地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2025(8):84-92.
摘要:负责任研究与创新(RRI)的世界主义图景既是一种哲学理念和伦理诉求,也是一种追求全球正义的社会动员。然而,在当下剧烈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中,RRI逐渐被纳入大国竞争的工具性逻辑。以全球南方生命科技企业华大基因(BGI)为例,探讨其在本土治理语境中对RRI的转译与重构,揭示非西方国家在全球伦理治理中的回应与探索。研究指出,实现真正具有包容性的RRI世界主义伦理构想,需推动科技伦理治理的去殖民化,回应跨文化价值与认识论差异,并在现实制度约束下探索实践路径,从而为全球科技治理转型提供中国经验与理论启示。
2025(8):93-104.
摘要:在知识经济与数字技术驱动的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创新生态系统(UIE)的构建已从单一主体主导转向多元主体协同,成为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战略。基于多重螺旋理论框架,本文系统探讨“教育与医疗”(Eds and Meds)作为“锚机构”在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中的角色与作用机制。通过比较分析美国德州医学中心、上海张江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及济南国际医学中心等典型案例,研究发现:“教育与医疗”通过知识生产、制度转译、空间重组以及生态跃迁,系统性驱动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动态演进;作为“锚机构”,“教育与医疗”不仅是创新活动的执行者,而且是创新活动的组织者,更是联结政府、产业、公众与自然环境的关键枢纽,其协同能力深刻塑造着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韧性与可持续性。
2025(8):105-116.
摘要:高校是教育、科技、人才这一中国式现代化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重要汇合点。将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区域协同创新政策对高校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协同创新政策能显著推动高校创新。机制分析发现,这一政策通过加大创新人才支持,促进科研规模拓展和开展技术创新合作对高校创新产生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中心地区、轴带地区和功能转移地区高校,普通高校和理工类高校,低政产学合作程度高校,区域协同创新政策效应更显著。进一步分析显示,区域协同创新政策通过推动高校创新能有效增加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收益,赋能地区经济发展。研究结果为探究高校创新影响因素和决定机制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证据。
2025(8):117-127.
摘要:智能制造复杂产品的关键技术自主化,是夯实制造业国产化根基、实现科技自强自立的必由之路。尽管数字生态系统能够为企业技术创新高效聚合外部资源,但是将其内化为自主创新动能仍是关键挑战。因此,探索如何优化配置数字生态系统,在整合资源的同时强化核心技术自研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依据组织编排理论,从“结构—关系”维度提取关键条件,构建“编排—实现”组态模型,基于89家企业的调查数据开展fs/QCA分析发现:呈现4种驱动关键技术自主化的数字生态编排策略,即集聚共生策略、利基依赖策略、流程转化策略与跨界互补策略。各类策略映射出企业面向不同产业环节的关键技术突破,需在数字生态架构设计与资源协同配置中构建差异化的结构与关系联动模式。这些策略依次适配于配套工艺类技术的集聚协同、精密加工类技术的错位依赖、组装控制类技术互补以及混合交叉技术类转化,四类智能制造的典型场景应用。研究结果对提升企业关键技术创新的自主性与可控性,构建智能制造产业生态发展新格局具有现实意义。
2025(8):128-140.
摘要:第三方开放式创新平台是数字经济时代推动社会创新的重要媒介,知识是促使其持续创新的关键资源。现有研究多聚焦生态构建、商业模式、价值共创等宏观维度,较少从知识资源动态共享的微观视角剖析其持续创新实现路径。基于资源编排理论,以猪八戒网为案例展开探索性研究,揭示第三方开放式创新平台中动态知识共享推动持续创新的实现机制:其内在逻辑为“知识构建与演化—动态能力交互—生态价值释放”,通过“知识获取—知识重构—知识升华”构建以知识为核心的资源组合及动态演化,并形成“持续内容生成—持续组织学习—持续技术创新”的动态能力交互,最终推动平台生态价值创造与持续创新。研究结果拓展了知识管理与资源编排理论的应用场景,为平台可持续创新提供理论与实践启示。
2025(8):141-152.
摘要:企业科学研究是指在企业内部实施或由企业主导的、以科学发现与前沿技术探索为目标的研发活动。回顾企业科学研究的历史演变,指出其复兴趋势。企业投资科学研究的动机主要源于提升技术吸收能力、吸引顶尖人才及增强声誉三大需求。当前的复兴潮流,本质上是创新范式迭代、战略资源重组与竞争规则重塑共同作用下的历史性转变,具体表现为科学与工程融合、技术迭代加速、数据资源重要性提升和算力依赖凸显,这些变化使企业从知识应用者跃升为创新源头主导者。企业科学研究的兴起对传统的“基础/应用研究”二分法和以大学为主导的科技政策体系形成挑战,急需科技政策的系统性转型。转型方向包括:重构政策理念,明确企业科学研究的独特性;改革项目机制,强化企业主导地位;破除资源共享壁垒,构建协同科研基础设施;推动国际规则创新,拓展企业科研合规支持空间。上述转型将为企业主导、多元协同的国家创新治理体系奠定基础。
2025(8):153-162.
摘要:基于物理—事理—人理理论分析框架(WSR),整合“物理”“事理”和“人理”3个维度的5个前因要素,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影响城市人才吸引力的多重并发因果机制。研究发现:(1)单一要素不构成高城市人才吸引力产生的必要条件,但物理维度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影响城市人才吸引力方面发挥着更为普遍的作用;(2) 实现高城市人才吸引力的路径有4条,即物理—事理双元主导下科技驱动型、物理—事理—人理协同下生活主导型、物理—事理双元主导下自然驱动型和物理—事理—人理协同下科技主导型;(3) 导致非高城市人才吸引力的路径有3条,它们与实现高城市人才吸引力的组态路径呈现出因果非对称性关系。
2025(8):163-174.
摘要:数字产业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探讨数字产业集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以2011—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数字产业集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产业集聚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并且这种提升主要通过促进企业劳动力结构高级化和抑制企业资本深化来实现。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产业集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的地区企业以及沿海地区企业中,这种提升效应更为明显。拓展性分析发现,数字产业集聚在提升企业员工整体薪酬水平的同时,却扩大了内部薪酬差距。研究结论拓展了数字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研究,为深入理解数字经济时代收入分配格局演变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经验证据。
2025(8):175-188.
摘要:技术标准作为政府规制政策工具,在监管与促进技术创新中具有重要作用,进而影响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从政策工具视角,探究异质性技术标准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聚焦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基于2000—2018年我国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研究发现:技术标准整体上显著提升了高技术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从标准异质性角度看,相较于关注环保、安全等基础领域的命令控制型规制政策工具即强制性标准,作为自愿型规制政策工具的推荐性标准更加显著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机制分析进一步表明,技术创新是重要的中介渠道,特别是强制性标准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发挥了积极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优化政策工具组合、推行差异化的规制工具策略、实施产业差异化的规制策略以及构建标准—创新协同机制等政策建议。
2025(8):189-200.
摘要:要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特别是在激烈的市场博弈中取得竞争优势,中国需要充分激活创新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绿色经济逐步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背景下,绿色市场的巨大规模成为国家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动力源。通过比较研究后发现:“压力—动力”转化问题是技术创新绿色动力的典型特点,在把生态环保压力转换为技术创新动力过程中,面临着压力的动态优化、供需的动态平衡,以及市场需求变化与技术突破方向的动态适配等三重动态性带来的挑战。人工智能具有实时感知与响应、自主学习与推理、复杂动态系统控制、不确定性管理及多智能体协同等优势,为应对动态性提供了更高效的解决方案。在政策层面,应基于“弹性架构+智能调节”的政策设计理念,政策模块化设计模式,以及运用AI形成“压力—动力”敏捷转化链等措施,完善有利于应对动态性的智能化“感知—决策—行动”系统。
2025(8):201-211.
摘要:数字人文作为数字技术与人文研究的融合体,通过创新研究、实践方式成为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的重要动力。从影响机理来看,数字人文可以纠正工具理性、重构知识形态、促动文明竞合并重构传播媒介,实现技术崇拜僭取的归元、教育革新力量的涌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及与国际话语权博弈的复归,使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具有理论逻辑支撑。但仍需指出,算法控制的权力统治、主体意识的伦理异化与数据盗取的文化侵略以及人文批判的属性压迫并存,导致数字人文助力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面临现实梗阻。对此,当从规制算法权力过度扩张与滥用、完善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生态、探索建立文化数据保护机制与维系数字人文运行批评性本质多维度着手,助力发挥数字人文应有效能,驱动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
2025(8):212-224.
摘要:高质量高效率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持续提高法治与改革的协同性。立法领域的改革应聚焦促进高质量发展,加强重要领域改革的法治,强化立法与改革的协同性;更好地统筹改革与法治的协同推进,确保改革领域立法的科学性;重视法理学的研究与指导,深化改革与法治协同的比较法学研究,确保改革领域立法的开放性,强化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保障力。坚持推进法治政府建设,重视解决行政执法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深化行政执法与改革的协同,遵循公平公正执法的本质要求建设法治政府,积极健全政府推进法治与改革协同的措施,确保依法行政与改革更加协同。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与改革协同的体制机制,坚持协同推进执法司法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建设、协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法律规范、协同保障公平正义的公益诉讼制度,协同强化公正执法司法与改革的体制机制,确保全过程有效制约监督。深化法治与改革协同,重视以提升法治与深化改革协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强化“关键少数”在推进法治与改革协同中的表率作用,重视以法治与改革协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人工智能之法治协同机制,夯实高质量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与改革协同推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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