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特朗普政府重新执政后，美国科技政策在目标导向、资源配置与组织关系等方面出现明显调整。围绕这一变化，本文提出的问题是：这些调整究竟是政治周期中的阶段性政策回摆，还是美国科技治理逻辑正在发生更深层的制度性转向，并推动战后形成的科学—国家关系进入新的治理阶段。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从科技治理结构变化的视角出发，构建“思想基础—治理逻辑—政策表征”的三层分析框架，对2025年前后美国科技政策的变化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美国科技治理正在从以学术体系为核心、强调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的支持型结构，逐步转向以国家能力建设为导向的战略型结构，其制度机制表现为战略导向的制度嵌入、科研安全规则常态化、方向性财政与产业政策工具强化以及关键技术议程路径锁定。这一转向植根于战略型国家观、竞争导向的技术加速逻辑以及“美国优先”的技术民族主义叙事。总体来看，2025年前后的变化并非单一政治周期中的政策回摆，而是可能标志着美国科技治理逻辑进入新的阶段，并对全球科技治理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这一变化对中国科技治理与科技政策调整的启示。

摘要:公民科学素质是国家创新发展的根基，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30多年来，以公民科学素质测评推动的科学素质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理论与实践框架。“中国化表达”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将科学精神融入国家治理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了“科学精神与思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科学素质测评四维体系，并与《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联动，深度融入国家治理实践。“时代化进程”表现为测评体系紧随产业革命与社会分工的演进：评估重心由知识转向能力，引入分级评价以适应精细化需求，并为服务新质生产力进行前瞻性布局。展望未来，公民科学素质测评体系正朝着夯实基础素养地位、构建科学文化以及革新测评方法等方向迈进。中国测评体系在“中国化”与“时代化”辩证统一中的创新实践，为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学文化评价体系提供重要启示。

摘要:黄河流域是我国最早的人类活动地理单元，也是当前最重要的经济区域和生态屏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为科学理解黄河流域区域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促进高质量发展，依据地理学中流域、经济带、都市圈等基本概念，辨析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相关问题。研究认为，应准确把握黄河流域的范围，既不扩大化，也不缩小化，基于其地理空间与资源环境条件、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而提出的区域发展政策建议才符合现实需求。“黄河经济带”在全国经济层面并不存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应是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文化等的全面协调，要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各区域应有差异化的发展目标和特定路径。不应将黄河“几”字弯都市圈理解为单一的都市圈，其空间范围涉及多个城市群。

摘要:加快推动数字经济深度赋能产业创新是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但数字经济范式下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的制度逻辑并不清晰，需要构建异质性产业类型与其技术经济范式相适应的主导制度逻辑适配框架。将新兴产业分为科学驱动、用户需求驱动、国家战略驱动和生态融合型驱动四类，认为数字经济的多元制度逻辑可按照混合原则逐步“嫁接—嵌入—融合”至新兴产业并推动其技术创新，以此构建数字经济驱动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的制度逻辑框架，进而阐释主导制度逻辑的生成机制。未来需强化主导制度逻辑在不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强化数字经济制度逻辑和新兴产业制度逻辑的系统融合，并构建常态化制度逻辑冲突化解和利用机制。

摘要:本文以数字时代文旅产业为例，分析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互动关系。在文旅产业，新质生产力体现为要素形态的“新质化”转变，即劳动者向数智协同者转变、劳动资料向数智工具升级、劳动对象向数据资产演进，并通过重塑生产要素、重构生产过程、重建价值创造源泉等方式挑战传统生产关系；新型生产关系则呈现“新型化”特征，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混合共享、生产主体关系平台化协同、分配关系多要素共创共享，并从要素激活、过程优化、动力源泉等方面反作用于新质生产力。未来应从人力资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所有制结构、生产主体关系及价值分配等方面着力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摘要:本文以2007—2023年我国405家地区性商业银行和18家全国性商业银行数据为样本，研究气候物理风险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研究显示，气候物理风险显著抑制区域性银行流动性创造，国有大行却逆势提升以支持实体经济；区域性银行后续将恢复对实体的流动性支持，与国有行形成互补。研究结果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微观证据，彰显我国金融服务人民、支持实体的根本属性。

摘要: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深化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重要载体。为系统阐释空间演进的内在逻辑，构建“文化时间—文化实践—文化表征”三维理论框架。其中，文化时间为空间生产提供历史延续的根基，文化实践通过主体协作推动空间功能转化，文化表征则在符号层面构建空间的认同与价值。通过对皖南地区47个村落的实地调查与比较分析，识别出积累型、分化型、调和型与共治型4种空间生产模式。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健康发展依赖于文化时间、文化实践与文化表征三者的协调互动。完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应在文化传承与现代创新之间寻求平衡，进一步强化乡村社区参与，推动地方治理多元化与共治机制的深化发展。

摘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成本总量庞大，构建科学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是市民化顺利实现的关键。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成本构成分解为个人生计成本、政府公共服务成本、用人单位劳动力再生产的保障性成本3个维度，以成本权责理论归属和现行政策规定为市民化的理论成本测算依据、以政府对常住人口的公共服务投入为实际成本测算依据，选取在调查样本中个体特征为“中间值”的农民工作为全部农民工的典型代表，本文对其市民化成本及其分担结构进行测算分析。测算结果显示，2017—2022年武汉市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理论总成本呈逐年上升态势，年均总成本为148 860元，其中个人理论应承担78 346.76元、占比52.59%，政府应承担56 663.76元、占比38.13%，用人单位应承担13 849.51元、占比9.29%。2022年武汉市典型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实际投入总成本为83 734.45元，其中个人实际投入成本为32 914.80元、占比39.31%，政府实际投入成本为36 062.05元、占比43.07%，用人单位实际投入成本为14 757.60元、占比17.62%。该年，个人、政府和用人单位实际投入成本的平均达标度分别为37.91%、67.40%、87.72%；市民化人均实际总投入成本的达标度为53.28%。以理论应投额度为衡量标准，市民化社会成本的三方分担主体在实际投入额度上均存在较大缺口，需要通过进一步优化完善市民化公共投入制度、引导激励用人单位强化投入责任、全面赋能农民工个人系统提升其成本分担意愿和能力，建立健全市民化社会成本投入—分担机制，助推新型城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摘要:当前小农户生产的“小散弱”特征与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矛盾。本文梳理了社会化服务带动小农户衔接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制度嵌入、集体协同、产业链整合与平台协同机制，并以山东省滨州市农业社会化服务实践为例，总结4种典型模式的共性特征、适配条件与发展效果，提出要从服务主体培育、金融创新、财政支持与人才培养等方面协同推进小农户与农业新质生产力有机衔接。

摘要:本文基于经济增长的“实践”标准和城市位序—规模幂律分布演化的视角，通过构建分析城市层级演化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以2003—2016年中国环渤海大都市带为研究对象，探究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最优城市层级，尝试为推动大都市带城市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支撑。研究表明：（1）城市体系存在一个能够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的最优城市位序—规模幂律分布，但并不存在“齐普夫定律”意义上的最优分布；（2）城市基础设施存量增加对城市规模空间分布集中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的正向调节作用，受市场机制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3）推进城市体系城市规模空间分布最优，关键在于通过政府合理调控，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研究丰富了城市体系城市规模空间分布的理论研究，其结论可为推动落实中国城市组团化网络化发展战略，促进城市协调发展提供重要理论借鉴与决策参考。

摘要:生态承载阈值逼近与产业空间无序拓展的双重压力，加剧了黄河流域环境与产业之间的深层矛盾，凸显了生态安全观下环境与产业协同共进的重要意义。基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战略愿景，构建“环境—产业复合系统”协同框架，设定基准、环境优先和产业优先三大情景，多情景探讨2030—2050年黄河流域环境与产业协同演变趋势。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环境与产业子系统呈“生态优先则产业受限、产业优先则环境超载”的二元悖论，本质是生态韧性失衡与产业发展矛盾的空间投射；（2）三大情景下黄河流域环境与产业协同演化呈“基准结构失衡，环境阶段优化，产业超载锁定”的典型特征，其本质是生态阈值突破、技术路径依赖与制度供给滞后的复合危机。基于此，提出分区精准调控、区域定向扶持、制定动态政策以及建立第三方评估制度的应对策略。

摘要:实体经济产业技术创新突破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动力。本文基于2011—2023年中国29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对城市实体技术创新边界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创新网络嵌入显著拓展了城市实体技术创新边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创新网络通过提升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促进数实融合和激发创业活力，优化实体技术创新中的知识生产、知识应用与知识价值实现过程，进而推动实体技术创新边界拓展。异质性分析表明：地方政府数字技术关注度强化了这一作用，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其具有一定弱化效应；该作用在资源禀赋较高的城市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区域创新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摘要:围绕“紧凑高效、功能混合”的城市治理目标，从外部形态的视角，本文验证了城市形态紧凑性与制造业企业成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从内部功能的视角，研究发现功能紧凑度和职住平衡度均显著增强了外部形态紧凑性对企业成长的正向作用。产城融合型开发区建设通过促进城市内部功能紧凑和职住平衡，可以强化城市形态紧凑布局对制造业企业成长的促进效应。

摘要:维护供应链关系稳定，实现创新要素的顺畅流转，是推动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核心引擎。本文以2015—2024年A股专精特新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从供应商和客户两个视角考察供应链关系稳定性对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关系稳定性能够显著提高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绩效，这一作用主要通过增强企业吸收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来实现。调节效应分析发现，供应链集中度会削弱供应链关系稳定性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融资约束较高、供应链风险较高以及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中，供应链关系稳定性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且供应链关系稳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非对称性影响。本研究拓展了供应链管理赋能创新绩效提升的理论路径，为专精特新企业深化供应链协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经验证据。

摘要:初创创新型民营企业作为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的中坚力量，其创新绩效受制度环境、企业认知与战略行为等多重因素协同作用。本文基于制度逻辑理论，构建“环境—认知—行为”整合分析框架，运用fsQCA方法对82家位于不同城市的初创创新型民营企业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高创新绩效存在两类驱动路径，即营商环境主导拉动模式和“共生性+政策感知”联合驱动模式；营商环境、政策感知和共生性导向为核心驱动力，合法性导向与连通性导向为辅助驱动力；在特定条件下，营商环境、政策感知与创新生态系统战略存在潜在替代关系，共生性导向与政策感知对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结果为理解复杂制度背景下企业的创新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企业创新路径选择及政府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启示。

摘要:在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环境非政府组织（ENGO）作为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主体之一，日益成为促进企业减排的重要力量。本文基于2000—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样本，在准确度量企业层面的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基础上，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等计量分析方法，实证考察了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非正式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企业碳排放绩效，这一结论在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碳排放绩效的提升作用在首席执行官（CEO）具有绿色经历的企业、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中西部地区及非资源型城市样本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机制分析显示，非正式环境规制主要通过网络媒体关注效应、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及正式环境规制强化效应来提升企业碳排放绩效。

摘要: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数据跨境流动已经成为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然而，主权安全与数字自由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平衡二者关系并构建有效的规制协同路径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东盟位于中国“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枢纽地带，推进中国与东盟在数据跨境流动问题上的协同是互惠互利的双赢举措，因此有必要对中国-东盟数字治理合作路径展开研究。当前中国-东盟推进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协同，既存在经济互补、制度框架以及战略对接等方面的实践基础，也在产业发展与数据安全等领域具备现实需求。以东盟组织、东盟国家以及中国有关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条文为切入点，开展系统整理与深入分析，能够归纳出中国与东盟在法律规制层面存在的不协调情况。本文通过对“法律规制不协调”背后深层次原因的探究，提出可以从推进法律规制协调与标准互认、实施分层分类治理、强化区域治理机制与信任构建以及提升区域自主性4个维度以构建中国-东盟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协同路径。

摘要:大力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的关键举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但居民消费率长期处于偏低水平，呈现高储蓄、低消费的典型特征。本文系统梳理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发展现状与演变特征，从居民收入、社会保障、消费环境、消费观念等多个维度，深入剖析影响中国居民消费率的核心因素，并结合“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针对性的优化建议，为破解低消费困境、推动居民消费率稳步提升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摘要: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深刻变革传统生产方式，但随着数字经济发展中资本的深度参与使其技术被资本逻辑主导，数字技术由此被重塑为特定生产关系的载体，成为一种“数字权力”。数字权力是资本权力在数字时代的表现形式，其本质是资本掌握的对劳动和利润分配的支配权，根源在于数字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其决定的阶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