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力发展海上可再生能源电力已成为许多沿海国纾解能源短缺、保障能源安全和实施能源清洁低碳转型以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路径，更事关我国海洋强国和能源强国建设及在海洋领域推进四大全球倡议。但我国现行电力法规在适用地域范围上存在三种规定，特别是具有基础性和统领性的《电力法》仅规制领土内的电力活动，导致困境和违反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时效性，致使我国专属经济区（EEZ）和大陆架的电力活动缺乏应有而必要的法律规制，阻滞EEZ和大陆架可再生能源电力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关于EEZ和大陆架可再生能源电力活动，阐释沿海国规制的国际法基础和立法管辖权，梳理和分析外国规制的四种主要立法模式，提出并论证我国电力法规则适用地域范围扩至EEZ和大陆架的修法路径：《电力法》及电力相关法明确规定适用地域范围包括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在《电力法》中设立专章或制定单行特别法“海上电力法”。

摘要:农垦作为国有农业经济的骨干，是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新时代发展现代化大农业，要求农垦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但其在土地权益、办社会职能剥离、双层经营体制优化等方面仍面临突出约束，制约了资源整合效率、战略功能发挥和市场竞争力提升。本文基于激励相容理论构建农垦高质量发展的分析框架，研究表明农垦兼具国有性、社区性与市场性三重属性，其高质量发展困境的深层根源，在于农垦与地方政府、职工家庭之间尚未形成稳定有效的激励相容机制。基于此，提出从政府、农垦企业与职工家庭三个层面协同推进改革，强化土地权益保障、深化政企分开改革，健全利益联结与服务赋能机制，完善农垦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摘要:当前，科技引领和产业引领模式在推动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科技—产业—金融”循环中存在堵点，如何破解这一局面，对于形成“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战略意义。本文以一家在带动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启发性的领先产业金融组织为对象开展探索性单案例研究。研究发现，产业金融组织通过归核化行动，能够发挥认知引领、价值引领、架构引领功能，通过利用式和探索式生态编排先后撬动产业和科技，形成“金融引领—产业修复—科技赋能—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自身的角色也由一般互补者跃迁至架构者。本文揭示了产业金融组织从一般互补者到架构者的实现条件与内在机理，拓展了互补者与架构者角色转换的理论边界，构建了拉动中国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产业—科技”新框架，为破解金融空转阻滞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新的路径。

摘要:未来产业培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其底层逻辑在于技术周期、市场环境和制度供给的深度交织与动态适配。系统性科技战略管理的核心在于发挥政府在创新全链条中的战略引导作用，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向市场产品和未来产业转化。在技术路径与市场环境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境下，政府科技战略管理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实现动态适配与资源统筹。本文解构系统性科技战略管理的内涵框架，阐释从探索性战略制定到战略全面实施，再到战略评估与迭代的全周期管理体系，进而以机器人产业为例证，揭示其驱动未来产业发展的场景演进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在科技战略管理体系中强化重大需求前置、优化跨部门跨主体协同、健全过程性反馈等制度改进路径，以期为加快未来产业发展提供支持。

摘要:当前，颠覆性技术突破与未来产业培育被广泛视为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质效的重要依托，但其内在演化规律与现有政策逻辑之间的适配关系尚缺乏系统性理论阐释。本文通过解构颠覆性技术的内在属性与未来产业的形成动因、发展规律，提炼出二者耦合过程中的五个结构性维度：不确定性、复杂性、能力依赖性、社会嵌入性与时序性，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一个政策适配性分析框架，考察当前支持体系所隐含的认知前提与预设。研究发现，现行政策实践普遍基于技术路径可被前置识别、发展目标可按固定周期推进的假设，而这一逻辑难以适配颠覆性技术与未来产业发展的涌现性、条件依赖性与非匀速演化特征。由此表明，为提升相关政策效果，需将着眼点从遴选潜力对象转向营造支撑创新涌现的环境。

摘要:为何一些地方改革能穿越“执行雷区”而另一些却在部门与层级间支离破碎？本文以因跨层级协同持续而备受瞩目的中国三明医改为例，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方法深入到政策执行的“黑箱”，从理想化政策、执行主体、目标群体和政策环境四个核心要素建立公共政策一致性评价框架，揭示公共政策一致性评价的动态机制。研究发现：①三明医改中医疗、医保、医药三类政策主题词语分布及演变趋势表现出较强的关联程度，表明其公共政策一致性较高；②在动态主题模型分析中，三明医改经历了从理想化政策到执行主体，再到目标群体及政策环境相结合的三阶段动态演变路径；③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中的大语言模型对公共政策一致性评价框架的四个维度进行挖掘，形成了系统性的评价指标，为推进公共政策一致性评价提供了实践依据。

摘要: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深度调整期，房地产市场稳定性与城市发展动能转换成为重要议题。本文基于2003—2016年中国286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效应模型，探析城市创新对房地产市场韧性（含投资韧性、销售韧性、价格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创新对房地产市场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存在非线性门槛特征，超过该门槛值后，提升效应显著增强，城市创新对房价韧性呈现显著单门槛效应，对投资韧性和销售韧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2）当城市创新指数低于0.043 9时，创新对房价韧性的提升作用有限，当创新指数高于0.043 9时，价格韧性弹性由1.09跃升至1.83，表明创新对城市房地产价格稳定性的托底作用凸显；（3）房地产金融化程度加深会弱化创新的风险对冲功能，但并未改变其门槛效应方向。异质性分析发现，2008年后城市创新对房地产市场韧性的正向效应更突出，表明快速金融化阶段创新对市场稳定性的支撑作用更为关键。此外，劳动力规模、第三产业占比等经济因素对房地产市场韧性的影响随创新水平提升呈现差异化特征，而建成区绿化率始终表现出正向影响。本文认为，调房价和引导城市创新并非不可调和的悖论，达到一定阶段后，城市创新水平提高反而可以反向增强房地产市场韧性，推动城市向房地产—创新包容驱动转型。研究结果可为政府制定“创新驱动房地产市场稳韧性”政策、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证支持。

摘要:青年作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其入乡发展对破解乡村人才困境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运用“嵌入性—主体性”分析框架探讨了青年入乡推动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认为嵌入性构建有效助力青年融入乡村，主体性构建有效助力青年赋能乡村。其次，结合浙江省义乌市、安吉县和杭州市余杭区的生动实践，对青年入乡发展的三种典型模式进行了深刻解析。研究发现，义乌市的青年委员模式，入乡青年具有高制度嵌入性与高社会主体性，通过体制化路径参与基层治理，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安吉县的青年创业模式，入乡青年具有高关系嵌入性与高实践主体性，依托市场化机制挖掘乡村资源发展产业，实现个人与乡村共赢；余杭区的青年运营模式，入乡青年具有高资源嵌入性与高价值主体性，以职业化运营盘活集体资产，促进强村富民。三种模式均通过嵌入性与主体性的协同，实现“内生与外生结合”“自利与公利平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浙江省的经验表明，需以“千万工程”夯实基础，以“引育用留”补齐短板，以“双向奔赴”促进融合，以“能级提升”增强吸引力，为青年入乡提供政策支持与实践路径。

摘要: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和重点在县域。本文构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15—2023年我国1 451个县域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分析其区域差异、动态演进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上升，空间上呈东部和中部高、西部和东北低的梯度格局，中部、西部地区年均增速快于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地区内部分化情况加剧，中部、西部地区内部分化程度较小；地区间差异主要集中在东部与东北、东部与西部之间，中部、西部和东北之间差异相对较小。从全国层面来看，市场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政府行为均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影响强度依次递减，其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作用效果存在明显异质性。因此，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实施差异化区域经济政策，推进市场化、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是推动我国县域城乡融合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摘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置于突出位置，弘扬数字时代企业家精神，实现企业家精神与数字化转型相互赋能的新型“实数融合”是其中重要内容。本文理论分析显示，二者协同的新型“实数融合”可以实现优势互补，破解单一因素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局限，充分挖掘潜在优势。从作用机制来看，这种新型“实数融合”主要通过优化企业治理结构、激发企业创新、改善外部知识流动，推动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表现的企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基于企业微观层面的实证检验表明，该新型“实数融合”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有显著推动作用，其中治理优化效应、创新激发效应与知识溢出效应是其发挥作用的关键机制，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在其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理论假说通过了逻辑一致性计量检验。研究结果既为新型“实数融合”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新认识，也具备一定政策含义。

摘要:专利质押通过盘活知识产权价值，为企业创新提供融资支持，对于促进企业成果转化和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专利质押试点政策作为外生冲击，基于动态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了专利质押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专利质押显著提升了企业整体性创新和实质性创新水平，而对企业策略性创新无显著影响。这一效应在市场竞争激烈的行业中更加明显，且在不同所有制和规模企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其中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对政策的响应更为明显。从区域层面看，当企业位于东部地区，且所在区域银行体系以中小银行为主时，专利质押政策的实施效果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专利质押主要通过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提升经营效率和缓解经营风险，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创新。进一步分析表明，融资约束、金融供给能力以及质量信号传递是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的重要调节因素。本文验证了以创新质量为导向的专利质押试点政策的有效性，为科技金融工具优化和知识产权质押体系完善提供了经验证据，并为金融资源靶向支持企业创新、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摘要:在推进数字经济战略与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背景下，公共数据开放成为释放数据价值、推动数字产业升级和重塑产业创新生态的重要抓手。本文以2007—2023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关键数字技术突破的影响，并基于全国工商注册企业数据构建数字产业关联指数，识别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企业关键数字技术创新的“量”与“质”双提升，且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公共数据开放通过上游数字产业的“前向关联效应”、同行业数字产业的“旁侧效应”和下游数字产业的“后向关联效应”，分别经由生产要素纵向传递、同业竞争激励和下游采购需求扩张推动企业关键技术创新。在国有、规模大、年轻化、距离政府远、数字化程度高的企业，数据开放质量高的城市，以及高技术、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激励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果为完善公共数据开放政策、赋能数字经济创新与产业协同升级提供了经验证据。

摘要:在全球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应用与科技竞争格局重构的背景下，资产结构错配正通过资源挤占、效率损耗等多重渠道扭曲企业创新要素的配置方向与强度，已成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结构性瓶颈。高质量资产结构配置是企业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本文以2011—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系统探究资产结构错配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资产结构错配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存在显著抑制效应。这一抑制效应主要通过三条路径传导：一是降低研发投入强度，二是阻碍人力资本升级，三是加剧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分析显示，资产结构错配的抑制作用在大规模企业、高科技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水平较高的企业、成长期企业，以及位于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更为突出。经济后果分析发现，资产结构错配通过削弱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不仅从理论层面揭示了资产结构错配的形成逻辑与资源配置扭曲效应，还从实践层面为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供了管理启示与政策依据，对推动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摘要:绿色金融是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引擎，但鲜有研究关注其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本文聚焦绿色金融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具体考察其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路径与内在机制。通过构建改进的CES模型，阐释绿色金融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逻辑，并以《绿色信贷指引》（以下简称《指引》）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因果识别。研究发现：《指引》实施后受约束的重污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有所下降，这一影响通过常规资本抑制效应、技能结构重组效应和技能溢价调整效应产生，且在资源型城市的企业中表现更为突出，在替代弹性和外部融资依赖度更高的企业中，政策的影响较弱。进一步分析发现：《指引》对绿色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未产生显著影响；对重污染企业的冲击则集中于中等工资企业，且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显著缩小；通过创新收益分配机制、优化绿色技能培训、强化政策协同等路径，可以缓解重污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本文研究结果为理解绿色金融的多维社会经济效应提供了新证据，对实现更具包容性的绿色转型具有启示意义。

摘要:提升国家软实力是中国长期以来的重要战略任务。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创新与广泛应用，信息传播与认知形成的路径正被迅速重塑，国际传播与国家软实力构建的模式随之发生深刻变革。对此，有必要将人工智能作为新兴媒体纳入国家软实力分析的关键维度，构建基于人工智能注意力配置的分析框架，量化评估主流大模型对于国家软实力的显性陈述，测度智能传播时代各国软实力的现实情况。研究发现，智能传播时代的国家软实力呈现强者恒强、边缘弱化的“马太效应”，头部国家软实力在跨语言环境下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同时，不同模型的注意力配置存在一定差异，且普遍表现出“母语优势”现象。对此，中国急需推动智能传播时代国家软实力结构的均衡优化。通过主动参与人工智能国际治理与合作，加强多语种数据的生态建设，在技术演进过程中塑造更加公平、包容的全球叙事格局，避免人工智能成为“富国和富人的游戏”。

摘要:城市群政策作为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战略选择，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基于要素流动视角，利用2003—2023年中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以18个城市群政策的实施为对象，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生态5个维度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城市群政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市群政策有利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并主要通过促进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等要素流动助推城乡融合发展；城市群政策在中西部地区城市、非资源型城市、智慧城市以及非国家级城市群中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此，完善区域协同治理机制，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实施功能主导的差异化发展策略，将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