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内卷式”竞争是资源约束、有效需求不足、创新能力不足、制度激励扭曲与主体短期化行为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低水平同质化竞争状态，表现为竞争投入持续增加而效率、质量和福利未能同步提升。首先，立足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区分一般竞争与“内卷式”竞争，构建“市场压力—能力约束—制度推力—行为强化”分析框架，提炼其低收益、低质量、高消耗、高传导特征，并提出操作化识别指标。然后，进一步分析“内卷式”竞争在地方政府政策竞争、企业同质化竞争、平台经济流量与算法竞争中的表现，以及对行业秩序、企业创新、资源配置和多元主体权益的负面影响。最后，从统一市场建设、供给侧改革、需求扩容、企业转型与行业自律、竞争法治监管5个方面提出治理策略，为破解产业内卷、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推动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摘要:面对全球科技竞争新格局变化和国家安全的迫切需求，战略性技术创新突破仅依靠常规科技创新组织机制有时会面临系统失灵问题，亟须超常规机制。本文基于创新系统失灵理论，围绕国家使命导向下的超常规科技创新组织机制展开系统分析，明确其内涵边界、特征及与常规机制的协同关系，揭示我国在资源统筹配置、内部市场、生产供给和真实应用场景方面形成的制度优势，由此提出在超常规机制运行过程中需处理好科技安全与科技开放、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关键科技创新主体的分工与协同的三重关系。这些矛盾关系的良性互动，使超常规科技创新组织机制能够实现资源精准动员、探索性创新与确定性攻关的有机结合，形成高效的创新生态，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科技组织支撑。

摘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场景”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连接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的核心纽带。现有研究多聚焦于“需求牵引—技术驱动”的二元分析框架，鲜有从制度建构视角解释场景驱动创新的理论机制。本文创造性地提出“制度型市场”这一理论构念，将场景界定为政府与市场在特定领域共同作出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通过定向科技政策、需求培育政策与产业发展规制的“三位一体”设计，推动政策链与创新链、产业链“三链融合”，进而形成不同于单纯技术推力和市场拉力的“场景力”。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集成电路、电动汽车、高速铁路三类典型案例，比较分析了追赶、赶超和领先3种产业发展方式下制度型市场的建设路径。研究结果从制度理论层面揭示了场景的本质，建设性地给出场景驱动创新的全新的理论解释框架，丰富发展了创新理论体系，同时为政府角色向“赋能型政府”转型提供了理论指导，对推动高水平场景建设实践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摘要:数智经济在提升微观效率、赋能绿色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因算力扩张和资源消耗反弹形成的“智能悖论”。破解该悖论的关键，在于重构数智经济与绿色经济的关系，将数智经济发展置于生态承载力约束之下，推动二者深度融合。本文揭示了“智能悖论”的三重表现及深层根源，即积累体制的扩张冲突、价值核算的定价失灵以及制度变迁的滞后错配，并系统阐释了融合发展的内涵。理论分析表明，二者融合发展有赖于价值重塑、制度创新与技术范式转型的协同作用：通过生态成本内生化、动态敏捷治理和单位能耗智能密度优化，引导数智技术从算力堆叠转向绿色集约发展。据此，本文构建了涵盖微观精益治理、中观网络共生、宏观空间适配的分层融合模式，并提出确立刚性约束边界、实施全生命周期嵌入式规制、完善要素相对价格体系、驱动绿色数智技术范式跃迁以及培育多层级共生生态等政策建议。

摘要:我国新能源汽车、光伏等产业已在全球市场形成突出竞争优势，这一产业实践印证，技术多样性是新兴产业技术进步的重要表现形态。技术多样性兼具多层次结构属性与动态演化特征。首先，立足于新兴产业技术进步的动态演化视角，系统梳理、辨析并解构技术多样性的理论内涵，构建包含内部聚合层、技术扩展层、产业结构层的多层次分析框架，分别阐释技术重组、技术溢出与产业技术结构演化3类核心技术进步机制，完整刻画新兴产业技术进步的动态运行逻辑。然后，搭建“P-S-I”（技术组合多样性—行业溢出多样性—产业技术多样性）技术多样性概念框架，并设计相应的多层次测度体系。最后，以中国晶硅太阳能电池产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从动态视角对其技术进步进行了解构、测度和阐释。

摘要:文化与科技融合新业态已成为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实施的核心载体，但其快速发展对既有治理体系形成系统性冲击。本文从技术演进与制度变迁的结构性矛盾出发，构建“核心矛盾—三重机制—四维协同”的分析框架，系统阐释新业态治理困境的形成机制与治理路径。研究发现，技术—制度非同步性是治理困境的深层根源，这一核心矛盾在组织、技术、空间三个维度分别投射为治理权责碎片化、算法权力扩张与国际规则垄断。为破解以上困境，本文提出技术治理、主体协同、制度调适、全球参与四维协同的治理框架，并从主体、工具、过程、空间四个维度构建实践路径。研究结果可为完善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实施体系、优化文化与科技融合新业态治理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摘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对科技创新生态提出了深层变革要求，现有体系中的功利化、短视化与创新链脱节等症候，日益指向创新文化软实力的适配性短板。现有研究多将文化视为创新活动的外生背景或辅助性因素，未能系统揭示其如何从“软环境”转化为影响科技创新生态建设的内生变量。首先，聚焦“创新文化驱动科技创新生态建设”核心议题，从历史、功能与构成三维度界定创新文化内涵，明确其在观念、制度与行为层面的复合结构。其次，整合制度理论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价值导向—行为规范—资源整合”链式传导机制的分析框架，系统阐释创新文化通过重塑创新价值坐标、规约多元主体行为、优化要素配置效能，精准回应当前科技创新生态的短板。再次，在总结我国创新文化建设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剖析当前存在的价值共识凝聚不足、战略定位模糊、制度激励不相容、组织活力不足、社会氛围不浓等梗阻。最后，提出融入责任主体、政策工具与评估指标的“顶层设计—价值涵养—制度协同—组织激活—环境赋能”五维一体优化路径。研究将创新文化从外生背景变量提升为科技创新生态建设的内生动力框架，为优化中国特色科技治理体系、营造适配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创新生态提供理论洞见与实践参考。

摘要:流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性自然地理单元，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时期，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赋能流域绿色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时期亟待研究的重大问题。本文以“两山”理论为指导，从庇古税和科斯定理等基础理论出发，结合流域“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特征，构建了一个统筹“发展—安全”、整合“制度—市场”、致力“人—自然”耦合的协同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当前流域治理中财税体制的核心症结在于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的“耦合失灵”，使得作为现代化核心标志之一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发生阻滞。具体表现为：税制设计未能充分回应流域复合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政策工具未能有效激发多元主体的协同性，治理结构未能充分适应流域空间的流动性，监督评估未能精准契合流域资金运转周期的动态性。基于此，本文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绿色转型”为目标，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禀赋要求，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从促进政策耦合、主体耦合、空间耦合、周期耦合四个维度，提出“十五五”时期财税体制赋能流域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改革路径。

摘要:跨区域产业转移是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的关键举措，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产业转移对承接地经济增长、技术溢出或环境影响的单方面考察，却普遍忽视了其作为一个系统性政策如何重塑转出地与承接地之间的资本要素配置格局。本文基于区域发展理论，研究产业转移如何通过重构区域产业链分工、改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引导金融资本随产业跨区域重新配置。基于2014—2022年省际城投债持仓数据，本文在引力模型框架下构建多时点双边配对双重差分模型，识别跨区域产业转移对资本要素流动是否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结果显示，产业从转出地向承接地转移后，转出地金融机构对承接地城投债投资平均增加约21%，并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产业转移主要通过推动市场化进程促进资本流动，提升承接地投资吸引力。本文从资本要素视角，揭示了跨区域产业转移政策深层的金融与经济联动机制，为理解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证据与政策启示。

摘要:在识别出符合未来产业特征的Ａ股上市公司的基础上，基于互联网数据中心经营许可证所构建的准自然实验，考察算力部署对未来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影响。研究发现：算力部署显著促进未来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机制分析表明，算力资源通过提升企业的知识整合能力、创新效率以及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影响未来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异质性分析表明，位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算力部署对未来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算力部署的创新赋能效应并没有在部署主体之间形成有效溢出。研究结果为构建创新政策体系、培育协同创新生态，以及企业完善内部算力资源配置策略等提供了经验证据与实践启示。

摘要:近年来，美国持续强化科技封锁，给我国企业创新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但在中美科技博弈过程中，仍有不少高科技企业突破国外技术封锁藩篱、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首先，选取2016—2024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并基于察觉—动机—能力（Awareness-Motivation-Capability）视角深入探究实体清单对同行业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实体清单对同行业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外溢效应，该效应在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然后，构建了实体清单创新外溢效应的理论框架，揭示了威胁认知机制、动态竞争机制与合作赋能机制通过“风险察觉—竞争动机—行业协同”的AMC联动路径，共同倒逼同行业企业核心技术突破。最后，结合兆易创新和巨化股份案例的深入分析，本文揭示了实体清单对同行业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外溢效应的复杂作用机理。研究结果拓展了实体清单创新外溢效应的研究边界，为高科技企业如何更好地突破技术封锁提升自主创新实力提供理论依据与经验支持。

摘要:依托内部创业活动开拓新业务和推动组织创新变革，已成为既有组织应对动态环境与激烈竞争的重要途径。然而，作为创业行动主体的内创企业常受制于母体公司的管理控制，其规划自主权对内部创业绩效的作用效果尚存学术争议，特别是其影响路径与边界条件的系统性研究仍显不足。基于组织控制理论，本研究旨在探究内创企业规划自主权对内部创业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内创企业规划自主权正向影响内部创业绩效；（2）双元创新能力（即开发能力和探索能力）在规划自主权与内部创业绩效关系间发挥中介作用；（3）母体公司冗余资源和内创企业所在行业环境动态性均正向调节规划自主权与内部创业绩效间的关系。本研究为理解规划自主权与内部创业绩效关系提供新理论视角，有助于丰富和拓展内部创业领域自主权效应研究的理论认知，为既有组织的内部创业管理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摘要:制度逻辑理论强调组织与制度的双向互动过程，在解释组织的能动性及其策略差异性时展现出持久的理论活力。然而，该理论以“多重制度逻辑冲突的可调和性”为隐含预设，尚缺乏对极端制度逻辑冲突情境下的互动过程，特别是组织能动性的系统考察。本文提出“缓冲型制度工作”的新概念，揭示组织能动性的一次根本转向：当制度超出组织的改造能力时，组织能动性的对象便从“改变制度”转变为“改变制度对自己的适用方式”，以此在制度逻辑的刚性冲突地带构建临时性缓冲空间。对“数字冷战”背景下英伟达游说实践的工具性个案研究揭示了缓冲型制度工作的行动策略与目标：其中，认知缓冲、物质缓冲与关系缓冲是核心行动策略，目标则在于“暂时性缓解”而非“彻底解决”。进一步的演绎分析表明：缓冲型制度工作的运作效能受组织拥有的“缓冲”资源以及缓冲策略协同程度的深刻影响，其边界则不仅表现为制度逻辑的显性约束，也存在着由“策略锁定”引致的隐性极限。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了经典制度逻辑理论“可调和”预设的临界失效条件，并在创造、维持、破坏的类型学之外引入了“缓冲”这一新的组织能动性形态。

摘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增强体系化攻关能力,培养造就更多高水平科学家。基于生涯资本理论视角,本文手工收集了2022—2024年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数据,运用动态QCA方法进行组态分析,探究实验室主任基础属性、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心理资本4个维度9个特征因素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复杂因果关系。研究发现:单个因素均无法实现高水平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存在3种实现高水平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实验室科学家人才画像,分别为制度赋能—权威驱动型、协作生态—知识溢流型和潜力激活—补偿跃迁型;在时间维度上,协作生态—知识溢流型实验室主任在2023年后表现出更强的稳健性与适应性;各组态间对比发现,实验室主任关系资本与职业属性间存在潜在替代关系;导致非高水平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实验室科学家人才画像有4种;进一步地,通过机器学习方法对单一特征分析发现,存在于技术突破核心驱动层的因素包含结构资本、关系资本和前沿判断力;通过SHAP依赖图对单一指标影响模式分析发现,多数实验室主任特征要素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呈现出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对完善全国重点实验室科学家的遴选与培养机制具有借鉴意义,对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具有政策启示。

摘要:欧盟经济安全立法对外规制以经济安全风险来源的识别为起点，针对第三国制度性风险和第三国企业竞争性风险两类来源分别形成对等性逻辑与竞争审查逻辑两种典型的制度回应路径。对等性逻辑以互惠原则为正当性叙事，以第三国制度为规范客体，通过国别调查、制度评估、准入限制等方式施压第三国“对等开放”；竞争审查逻辑以竞争中性原则为正当性叙事，以企业行为为规范客体，通过个案审查、竞争扭曲认定及补救措施等方式矫正市场竞争失衡。《国际采购工具》和《外国补贴条例》是对等性逻辑与竞争审查逻辑制度运行的代表性立法。对两个立法的制度比较表明，两个逻辑在治理功能、治理阶段和治理正当性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制度实践中，两个逻辑通过不同法律工具的协同适用形成规制客体互补、制度效果叠加与战略目标协同，对中国企业在欧经营活动构成系统性制度压力，也为我国完善经济安全风险识别机制、优化经济安全法律工具体系、提升涉外经济安全治理能力提供启示。

摘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构建多重制度逻辑视角下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研究框架，系统阐释科学逻辑、市场逻辑与行政逻辑在资产、数据、人才与成果等维度上的制度冲突机理和协调机制。以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为案例，解析其通过“拨投结合”、技术经理人、可信数据空间与成果赋权改革等制度创新，实现“组织框架建立—运行模式形成—制度体系深化”跃迁的实践路径。研究发现：多重制度逻辑在创新活动不同阶段呈现出冲突与协调并存的特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关键在于根据不同阶段制度逻辑的特征建立相应的制度安排，以实现多重逻辑的动态平衡。本文拓展了制度逻辑理论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研究中的应用边界，为理解创新体系中多重制度逻辑的动态协调机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启示。

摘要:有组织科研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载体，非共识创新是催生原始创新与颠覆性技术的关键源头，二者的深度融合是破解有组织科研重集成、轻原创与非共识创新游离于体系外二元困境的核心路径。本文采用多案例比较设计，基于美欧两个典型案例，跳出既有二元对立认知，构建“价值愿景—动态评价—阶梯资源—柔性组织”的VERO分析框架，揭示了4个维度的耦合机制，系统剖析不同治理模式和发展阶段下非共识创新的存续机制。本文提出应建立与非共识创新相匹配的科研管理体系，围绕VERO框架设计相互衔接的制度方案，为推动中国实现重大原创突破、优化国家创新体系治理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