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海洋科技政策对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聚焦我国海洋科技政策体系，以1991—2025年中央与地方政府发布的229份相关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构建“政策工具—政策目标—发展阶段”三维分析框架，综合运用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法开展量化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海洋科技政策历经“肇始发轫—深化拓展—高维爆发”三个阶段，呈现明显的阶段性演进与后期数量爆发性增长特征；政策工具结构失衡，配套服务型工具占比过高，激励型工具运用不足，呈现“重服务引导、轻激励拉动”的特征；政策目标聚焦不均衡，政策对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与科技自主创新关注度高，而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开放合作及治理现代化等目标的支撑相对薄弱；三维交叉分析进一步揭示，政策工具在目标间、阶段间适配性不足，部分关键环节存在覆盖不足。基于此，未来应着力优化政策工具组合结构，增强激励型工具的运用；强化对薄弱政策目标的靶向支持，提升目标体系协同性；依据不同发展阶段特征动态调整政策重心，加强顶层战略设计与全过程管理，以系统性地提升我国海洋科技政策的整体效能与可持续性。

摘要:数字技术赋能政务服务是人工智能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路径。本文以“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结合2014—2023年政府采购数据，采用DID模型考察其对跨地区政府采购市场交易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政务服务”能够显著提升政府采购的跨地区交易，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其主要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谈判签约成本与契约治理成本三条机制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互联网+政务服务”对数字要素密集度较高、与数字行业投入产出联系密切行业的跨地区供应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且对行政壁垒较高地区的跨地区采购的正向促进作用亦是如此。项目层面的三重差分模型进一步表明，“互联网+政务服务”显著提高了供应商异地投标中标率，揭示了其对营商环境的改善具有渐进性。研究结果为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地区营商环境和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摘要:人工智能正经历由离身智能向具身智能的范式转型，理解其经济影响的关键在于分析技术形态如何转化为经济机制。基于通用目的技术视角，构建“技术经济特征—生产函数重构—企业组织演进—产业生态转型”的分析框架，研究具身智能进入物理生产和服务现场后的经济影响。具身智能通过软硬解耦、模块化架构、任务泛化和反馈学习，将算法模型、物理本体与场景数据联结为可调用、可迭代的能力系统，呈现普遍适用、持续改进和催生互补创新等通用目的技术属性。在生产函数层面，具身智能以能力服务流进入当期生产过程，重构劳动、资本与智能系统之间的替代互补关系；运行数据经由数据治理、模型迭代、流程重构和组织学习转化为系统效率状态，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内生化。在企业组织层面，企业边界、组织结构、人机协作和管理职能围绕关键数据、模型接口、场景知识和学习收益重新配置，治理重心由过程监督转向系统治理与能力塑造。在产业生态层面，既有链式分工叠加分层化能力栈，竞争焦点转向平台化能力体系和生态主导权，价格、算法与规则构成混合治理机制，扩散过程受到经济成本、技术成熟度、场景适配、组织吸收能力和制度条件的共同约束。

摘要:高端装备制造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阵地。针对关键技术空心化与地域锁死困境，本文基于结构化理论构建“结构约束—能动选择”互嵌框架，探讨创新网络跨区域演化的微观动力。研究利用2013—2024年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专利合作数据，采用指数随机图模型（exponential random graph model，ERGM）分析发现：第一，多维邻近构成的结构约束具有显著的内生依赖性，但网络整体正经历从局部闭合向突破结构约束的范式转型，实现了从路径依赖向路径创造的跨越；第二，基于能力补链、制度兼容与关系承诺（3C逻辑）的能动选择是驱动跨区域结盟的核心动能，可有效对冲远程合作的交易成本与风险不确定性；第三，技术能力对地理阻隔具有显著的能动消解效应，其通过与地理距离的负向交互驱动网络从邻近驱动向能力驱动转型。研究揭示了创新主体突破结构约束的系统逻辑，为完善跨区域协同创新系统治理体系、破解卡脖子难题提供了决策依据。

摘要:探索新型研发机构高质量发展实现路径，对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当前，我国大部分新型研发机构发展面临功能定位虚化与体制优势空转的双重困境，制约了其创新活力有效释放。首先，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了包含“目标层”与“行为层”的整合分析框架，遵循核心目标下“要素元→要素流→要素流束”的行为资源运动过程，运用扎根理论程序对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5个典型新型研发机构案例进行探索性研究。其次，根据多案例分析结果，提炼出生态位构建、关键行动者引领、内部治理创新与外部协同赋能四大核心实现路径，且路径赋能成效高度依赖于与基础型、应用型、综合型机构功能定位的动态匹配治理，进而构建了以战略定位为起点、顶尖人才为引擎、内生驱动为内核、外部赋能为支撑的新型研发机构高质量发展过程理论。最后，提出“以战略定位为基准，建立分类分层的生态位布局机制”“以贡献导向为核心，构建类型化的人才评价与激励体系”“以分类松绑为主线，推进差异化的内部治理改革”“以平台赋能为抓手，分类构建外部协同网络”的治理建议，以期为“十五五”时期推动新型研发机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引。

摘要:本文分析工程科学发展与卓越工程推进之间相辅相成关系，将其比作一种共生相济规律，通过比较西方工程科学发展典型史实和新中国建国初期航空工业发展先进机型典型历史，说明本土工程科学发展更需要卓越工程实践的挑战和卓越工程人的工程规律领悟和再创造，由此对卓越工程师培养和教育改革提出建议。研究强调工程科学理念的重要地位，不能简化为自然科学的应用，必须重视其本土卓越工程实践中的创造和发展含义。

摘要:原始创新能力是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高校是产生原始创新的重要组织情境，但现有研究对其影响因素仍缺乏组织视角的系统讨论。本文基于高校原始创新代表性团队质性数据的扎根分析与归纳，建构“组织场域”视角下的原始创新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框架。研究发现：组织场域中的影响因素包括组织因素与组织环境因素。前者主要包含组织合作、管理机制、资源配置、组织氛围，后者涵盖宏观政策与创新文化。进一步地，揭示了组织因素、组织环境因素对创新主体的驱动机制，以及二者之间的交互机制。研究提出原始创新的“组织场域观”，从影响因素识别、作用机制解析和高校组织情境拓展三个方面推进原始创新研究，并回应和拓展了知识创造及其场域理论对原始创新活动深层机制的解释。研究也为高校科研组织场域建设、制度环境塑造和有组织创新活动开展提供了管理与政策启示。

摘要:科学界同行信任对促进科学事业健康、稳定和有序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已有研究却对此议题关注不足。本文从科学界分层视角出发，结合已有研究将学术地位结构划分为微观个体地位和中观组织地位，通过对中国科研人员大规模调查数据的分析来考察同行信任的学术地位分化效应。研究发现，同行信任具有显著的学术地位分化效应，且这种分化效应具有明显异质性。学术声望越高、学术权力越大的科研人员更信任国内同行；来自高层级高校的科研人员更不信任国内同行。本文的经验发现：一方面，重新审视了信任的地位结构分化效应，丰富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提示我们在考察其关系时，应当超越个体属性的局限，深入探究组织地位结构与个体信任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为中国科学界同行信任治理提供了扎实的经验分析结果和对策建议。

摘要:城市更新作为“存量时代”优化城市空间结构、重塑区域产业功能的重要战略部署，能够通过重构城市空间形态与产业生态，激发微观市场主体活力、促进企业创新。本文选取2009—2023年中国4 088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城市更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市更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且该结论在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对于国有、位于“胡焕庸线”东南侧、融资约束较高与行业技术变化速度较快的企业，城市更新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城市更新能够通过提高企业创新投入与加速高技能人才集聚，从“需求侧场景消费牵引”与“供给侧人才赋能”双重维度为企业创新提供动力，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研究结论表明，应充分发挥城市更新政策引导、平台协同和设施支撑的综合作用，在差异化施策与制度化保障下持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摘要:选取中国在2010—2023年1 172个县域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将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深度探究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可促进共同富裕。机制分析表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通过要素双向流动与产业智能化转型促进共同富裕。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东部、中部地区、低财政压力地区及高创业活跃度地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基于此，提出强化业态增值和农业产业链条延伸支点、同步推进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夯实数智化发展底层技术保障、分类施策解决城乡融合动能不足困厄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参考。

摘要:在创新驱动发展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政府引导基金规模激增，但部分投资出现增量不增效问题，如何识别其投资强度的效率边界，已成为提升财政资金配置效率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效能的关键问题。本研究基于2015—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多时点双重差分法，从投资强度视角系统考察了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在整体上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该促进作用并非线性，而是随投资强度增加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适度的投资能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超过特定拐点后，会导致促进作用减弱甚至可能转为抑制；第三，机制分析表明，这一非线性关系源于“资源赋能”边际收益与“治理扭曲”边际成本的动态博弈，即在投资强度较低时缓解融资约束的资源赋能效应占主导，而随着投资强度提高，多重委托代理问题引发的治理扭曲效应逐渐增强，通过侵蚀组织效率、资产运营效率和市场能力，降低企业效率，其负面影响最终超过了资源赋能收益。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基金层级较高、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政府干预程度较低、行业竞争较为充分，以及投向早期、小型和高科技企业时，引导基金的积极效应更为显著，有效投资区间也更宽。本研究为优化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策略、识别合理的投资强度区间以及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

摘要:企业创新模式变革，不仅是突破传统创新桎梏、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更是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释放产业链创新动能的战略举措。本文基于2012—202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系统考察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创新模式变革的影响以及其作用机制、应用情境与最终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首先依托合作文化完成内在赋能，继而将认知转化为向外释放的声誉信号以吸引外部合作主体，最终通过规范化合作治理保障协同创新落地，实现从“内化于心”到“外化于行”的逐层递进，驱动企业创新模式变革。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动态能力更强、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所在地区法治环境更完善时，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创新模式变革的驱动效应更为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发现，企业家精神驱动企业创新模式变革后，会进一步助力企业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研究结果不仅为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价值链跃迁及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培育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和构建开放创新生态格局提供了微观证据与实践参考。

摘要:在逆全球化、技术封锁与供应链安全约束加剧的背景下，半导体产业面临严峻的断链风险，提升供应链韧性已成为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议题。基于华润微电子40余年发展历程的单案例纵向研究，结合扎根理论方法，系统剖析后发半导体企业通过GVC嵌入动态调整驱动供应链韧性演化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1）供应链韧性的构建是一个由“被动适应”向“主动编排”进阶的动态演化过程，依次表现为风险抵御力、协同创新力和生态重构力，具体实现由基础生存与恢复韧性、缓冲与适应韧性向系统防御与转型韧性的阶段性跃迁；（2）识别出驱动供应链韧性演化的三种关键机制，即技术冗余机制化解短期风险、网络协同机制促进能力跃迁、生态重构机制保障长期韧性自主，三者分别对应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3）动态能力是连接微观企业行为与宏观供应链韧性的核心传导变量，阶段性情境约束推动企业形成感知判断与资源拼凑、机会探索与资源整合、机会开发与资源重构等差异化能力，最终在宏观层面涌现出系统韧性。本文将GVC研究视角由“经济升级”拓展至“安全韧性构建”，为破解高科技产业“卡脖子”困境提供了“技术冗余构建—IDM模式转型—生态网络编排”的系统性可行方向。

摘要:企业营商环境感知直接关系到其投资决策、创新活力和长远发展。然而，营商环境同源性并不必然导致企业感知的一致性，相反，异质性的感知结果普遍存在，这一现象值得深入探究。本文基于政策工具理论与注意力基础观，以不同规模、所有制形式、所处地区和产业类型的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深入剖析企业在复杂营商环境下的感知形成机理，构建出“政策信号输入—注意力配置—感知输出—行动反馈”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政策工具组合、融贯性与执行力的差异催生异质性政策信号，成为感知差异的结构性前因；企业通过关注（政策信号聚焦）和解释（政策信号解码）双环节差异化配置注意力，输出效能、成本、公平、可预期性的异质性感知组合；基于感知差异，企业采取战略重构、资源再分配、环境反哺等反馈行动，反向作用于政策供给与执行，形成政企互动的动态演化循环。研究进一步提炼出红利捕获型、机会响应型、赛道布局型三类代表性企业，对比了其感知形成路径与结果差异。研究结论对破解“政策普惠性与企业获得感”错位难题具有重要启示，为精准识别企业需求、动态优化制度供给提供了理论依据。

摘要:南极作为全球公域，其治理在本质上要求依托国内法治建设，提升涉外法治效能，增强对国际法治的转化与引领以及同他国法治的协调与互动，因而有必要在统筹视域下推进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立法。实证考察与规范分析表明，当前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仍面临实践困境与制度供给不足的双重掣肘。据此，应从价值立场的确立、方法论的建构、立法模式的选择三个层次出发，明确统筹视域下南极立法的应然展开，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的制定与审议为契机，构建中国特色南极法治体系、完善国内法体系的内部衔接、优化国际条约国内转化的前瞻性布局、健全涉外法治的制度支撑，从而推动南极环境的可持续保护与全球南极的良法善治。

摘要:本文基于2007—2023年中国A股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并且持有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企业数据，以科技金融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系统考察科技金融政策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赋能效应、作用机制及其结构性逻辑。研究发现：第一，科技金融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高端与低端颠覆性技术创新水平，但对渐进式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表明政策具有明确的颠覆性技术偏好与风险筛选特征，其中缓解企业金融摩擦、培育耐心资本、补偿创新正外部性是主要的作用机制；第二，将样本扩展至非高企后，三重差分估计显示高企的政策效应显著强于非高企，主要归因于政策精准支持与企业吸收能力的双重优势；第三，异质性分析显示，政策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低技术更新企业、地方政府支持力度强的地区更为显著，呈现出明显的所有制、行业与区域制度依赖特征。研究结论揭示出科技金融政策是嵌入特定制度环境与资源错配结构的矫正机制，而非单一的金融供给工具，这一发现为深化科技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颠覆性创新支持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政策启示。

摘要:针对高校专利转化中高比例收益分配与低转化效能并存的现实问题，本文引入法经济学视角，从交易成本生成机制出发展开分析。专利的高效转化高度依赖于剩余控制权的合理配置、有效质量信号的传递以及契约灵活性的提升。审视现行规范体系，赋权改革陷入了索取权下放与控制权错配的困境，学术评价的指标导向加剧了技术交易的“柠檬市场”效应，而基于传统国有资产监管逻辑的合规要求则约束了转化市场契约的灵活性。为破解高校专利闲置难题，亟须在法治轨道上进行系统性制度疏解：一是优化产权结构，推动控制权的实质性下放与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二是建立前置评估与概念验证机制，以客观质量信号净化市场信息环境；三是构建程序导向的尽职免责安全港，缓解管理者的合规恐慌；四是推行专利开放许可与实施权出资等路径，灵活拓宽转化渠道。通过多维度的法治进路，理顺各方权责关系，方能切实提升高校专利的市场化配置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