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价值链深度重构与外部冲击显著加剧的背景下，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对于统筹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框架，构建涵盖中间品、总产出、增加值多视角的全球价值链风险暴露测度体系，并从出口侧与进口侧系统刻画了各国产业风险暴露的结构特征及其演变趋势，以识别产业链自主可控面临的外部约束。研究发现：第一，不同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风险暴露具有显著的视角差异和结构异质性，其中中间品视角主要反映关键投入保障能力，而总产出视角主要反映生产网络中的风险传导与放大效应，增加值视角则更能刻画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环节的对外依赖程度；第二，从国家结构看，中国、美国和德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处于关键节点位置，并分别在亚洲、北美和欧洲区域价值链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第三，从行业层面看，中国出口侧风险主要集中于技术与设备密集型制造业及相关生产性服务业，而进口侧风险则主要来源于能源、基础原材料及关键中间品部门，呈现出“上游资源依赖、下游制造嵌入”的结构特征。本文从多视角系统揭示了全球价值链风险暴露的多维来源及其结构特征，为识别产业链关键依赖环节、提升中国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提供了经验证据。

摘要: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其法治建设面临着独特的挑战与机遇。本文在分析粤港澳法治协同的基础上，探讨推进区域法治协同的实现路径。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协同的主要问题体现在：立法方面，相关法律文件的立法层级较低；执法方面，权限不清，缺乏执法信息共享机制；司法方面，协作仍存在局限性。具体解决措施为：立法方面，建议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导的常设机构，提升立法层级，并以经济领域作为立法协调的切入点；执法方面，协调政府职能，构建信息共享机制和完善多层次监督机制，提升执法效率和透明度；司法方面，健全跨境协助机制，建立跨境法律服务体系，以提高司法协作的效能和公正性。

摘要:开源与闭源的模式选择，是大模型产业发展中最具战略意义的问题之一，也是理解中美人工智能竞争的关键。本文在厘清大模型语境下“开放权重”与传统开源软件本质差异的基础上，系统比较两种模式的优势与局限，从技术位势、利润池位置、可占有性与制度环境四个维度阐释模式选择的内在逻辑，进而考察中美大模型产业的发展态势与模式分布，重点分析模式选择对中美大模型产业竞争、上下游相关产业竞争、中国追赶进程以及智能化扩散与治理格局的影响。研究表明：美国形成前沿闭源为主导的金字塔格局，中国形成开放权重模式主导的雁阵格局。开源使我国实现了以扩散换时间、以生态换位势的非对称追赶，但也面临前沿模型差距再度拉大、价值向算力环节集中而算力受制于人、生态优势具备可逆性等约束。立足“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应将人工智能作为培育未来产业和新质生产力的主攻方向，健全多元化科技投入机制，统筹算力底座建设与国产化替代，巩固开源生态优势，以智能化赋能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深化国际开放合作，在中美人工智能竞争和整体科技产业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摘要:政府补贴何时能够促进协同创新，又在何种条件下陷入政策失灵？基于2011—2023年中国A股新能源汽车企业面板数据，本文构建产业组织理论模型并系统检验补贴的非线性效应、传导机制与边界条件。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并非单纯有效或失灵，而是一种具有显著阈值依赖与情境约束的政策工具：在合理强度与良好市场环境下能够有效促进协同创新，但超过关键门槛或制度条件不匹配时，补贴会显现边际效率衰减的政策失灵特征。政府补贴总体呈现正向作用，补贴与协同创新存在单一门槛，门槛以下系数约为门槛以上系数的4.2倍，二者同为正，说明补贴由激活区进入饱和区后效应显著衰减而非转为抑制；补贴一方面经由企业规模分布重塑市场结构进而影响协同创新，另一方面经由市场结构作用于资源配置效率，区域市场分割与要素流动壁垒显著削弱市场结构向协同创新的传导，市场结构由静态约束被重构为动态传导机制；数字基础设施的调节作用具有条件性，在高信息透明度环境与高数字化能力企业中为正，在低透明度和制度冲突环境中转为负。本文以门槛依赖取代线性假设、以链式中介取代静态约束、以条件化调节取代普遍赋能，构建政策强度、市场结构、数字情境三维分析框架，并提出分阶段差异化补贴、结构导向的市场改革与数字制度协同的政策思路。

摘要:借鉴耐心资本“长期主义—价值创造—风险偏好—战略眼光—社会功能”五维框架，揭示其与公共科普服务在价值目标与周期特征上的内在耦合。针对激励碎片化、评估缺失、退出不畅、信息壁垒等梗阻，构建激励相容的政策体系，推动科普从政府单轮驱动转向政府—社会—市场协同发力，实现从“输血”向“造血”转型。

摘要:在智能社会时代，人工智能推动网络生态治理从互联网生态治理范式向数智生态治理范式转型。本文基于“介质变革—结构重组—认知扰动—秩序适配—生态修复”五环分析框架，系统解释人工智能驱动网络生态治理体系变革的作用机理；识别中国情境下的主要挑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研究表明，人工智能首先改变内容与行动的生成介质，继而重组平台注意力结构，并进一步影响公众事实判断、情绪反应和价值认同，进而要求治理对象从末端内容扩展至数据、算法、模型、平台和智能体全链条，最终指向事实恢复、权益救济和制度学习意义上的生态修复。然而，我国也面临生成内容源头识别困难、平台结构性风险放大、公共事实基础受扰、制度规则衔接不足和生态修复韧性薄弱等挑战。针对上述挑战，我国的治理路径应在党的领导、人民至上、守正创新、法治护航和系统观念统摄下，吸收风险分级、系统性风险评估、组织风险管理、前端安全设计等国际经验，构建生成内容标识与模型测评、平台系统性风险评估、公共事实定性、分类分级监管、生态修复和国际规则合作相衔接的治理体系。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普及在深刻重塑劳动力市场的同时，也引发了劳动者深层的“替代焦虑”，探索该焦虑的生成机制对数字时代的社会风险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综合采用多元线性回归（OLS）与机器学习模型，考察人工智能替代焦虑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我国劳动者的人工智能替代焦虑总体处于中低水平且呈现显著的结构分化，平台工作者与体制外劳动者的焦虑水平更高；第二，OLS回归揭示了整体层面的普遍性保护机制，体制内就业和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能显著降低个体的替代焦虑；第三，针对高焦虑群体的机器学习预测进一步发现，个人收入与受教育年限也是识别高焦虑个体的核心特征，表明基础经济资源与人力资本的匮乏是触发深度技术焦虑的关键。交互效应分析显示，个体户口和教育的协同、收入与阶层地位的拮抗联合驱动替代焦虑的生成。研究结果深化了对数字时代技术风险不平等分布的经验理解，为缓解公众就业焦虑及制定包容性公共政策提供了经验依据。

摘要:政府投资基金作为中国情境下耐心资本的主要制度载体，其培育地方创新生态的内在机制尚缺乏系统的理论阐释。本文将耐心资本操作化为包含时间容忍性、风险共担性、目标复合性与关系治理性的连续型变量，并从创新生态系统的共同演化性、时间非线性与价值复合性三个结构性特征出发，内生地推导出耐心资本的必要性，进而建构“耐心资本供给—创新生态培育”的整合性分析框架。研究发现，耐心资本通过主体激活、资源链接与预期稳定三重效应系统性作用于创新生态，且三者并非简单叠加，而是呈现“主体激活—资源链接—预期稳定”的序贯依赖关系；三重效应的发挥强度又分别受市场化程度、产业基础厚度与政府治理能力的一一对应调节。基于浙江省“4+1”专项基金群与杭州“3+N”产业基金集群的案例分析，进一步研究发现：真正决定三重效应能否有效发挥的关键，是耐心属性的制度锚定程度而非政策承诺的表达强度——制度锚定不足时，即便政策层面承诺提供耐心资本，基金管理人在短期考核压力下仍将系统性偏离耐心定位。本文打通耐心资本理论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对话通道，将资本供给结构内生化为创新生态演化的关键变量，为政府投资基金政策的完善提供了机制层面的理论依据。

摘要:促进区域联动发展，形成更大协同发展效应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区域重大战略要增强对环渤海地区和北方腹地的辐射带动。基于2009—2023年环渤海地区地级市数据，运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外围地区的带动效应。研究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显著促进了外围地区的经济增长，且存在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衰减的空间溢出效应，现阶段京津冀的带动范围主要在距离城市群边缘250 km的地区，即以乌兰察布、赤峰、大连、菏泽、晋城为顶点的五边形范围。与北京或天津的单核心城市的带动效应相比，京津冀城市群整体的带动范围更大。进一步研究证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通过强化城市群内外经济联系、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转移有效带动了外围地区经济发展，城市群形成功能多中心结构更有利于放大带动效应。基于此，提出科学精准规划城市群范围、构建城市群多中心结构、全面畅通要素流动通道等对策建议。

摘要:在我国数字经济蓬勃高速发展的宏观环境下，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改变了内部生产与管理方式，也深刻影响了企业与外部经营主体之间的价值创造模式。然而，现有数字化转型研究缺乏对如何推动企业价值共创的系统分析，从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价值共创产生何种影响以及相应机制尚需拓展研究。本文以2012—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涵盖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与创新价值的企业价值共创综合指标，实证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价值共创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价值共创水平，在控制多种内生性问题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升产品市场份额三条路径，改善企业参与多主体协同与资源整合的条件，从而促进价值共创。进一步研究发现，供应链关系越稳定、区域营商环境越完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价值共创的促进作用越强，对于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本文从价值共创视角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研究，为探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价值共创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借鉴和经验证据。

摘要:链主企业作为产业链主导者，通过现有产业未来化培育未来产业，然而链主企业面临如何在现有产业中“长出”未来产业的生态跃迁难题。通过对三一氢能的案例研究发现：（1）链主企业发展未来产业遵循“架构者”战略逻辑，在生态播种期、生态建构期和生态扩张期，需要跨越产品化“魔鬼河”、商业化“死亡谷”和规模化“达尔文海”等鸿沟问题，推动未来产业创新生态非线性跃迁成为弥合鸿沟问题的关键所在。（2）链主企业通过技术锚定场景的动态适配过程、场景反哺技术的快速迭代过程、创新网络编排的协同演化过程等生态跃迁驱动过程，实现“技术—场景—网络”相协同的未来产业生态螺旋式跃迁。本文理论贡献在于从链主企业角度解析“老中育新”培植未来产业的鸿沟问题，并揭示了链主企业跨越现有产业未来化发展鸿沟的生态跃迁过程机制。

摘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科产融合）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路径，而关键核心技术的跨界转移则是该融合行为最直观的核心体现。基于2015—2024年中国专利转让数据，本文综合运用LDA主题模型精准识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性地构建了“学研机构—企业”二模网络。在此基础上，运用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探究了网络演化的内在机制，并进一步仿真剖析了网络的韧性与底线安全。研究发现：第一，网络演化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与“马太效应”，既有合作基础与供应链关系网络为核心技术跨界流转提供了坚实的信任基础；第二，驱动网络演化的主体因素呈现非对称性，学研机构的“硬实力”与企业的“软实力”是两大关键驱动力；第三，网络演化机制表现出显著的产业异质性，传统产业网络的“核心—边缘”主导性最强，而新兴与未来产业的结构化合作网络尚未发育成熟；第四，技术转移网络存在效率优先与底线安全的结构性错配。虽然马太效应驱动了技术资源向少数核心节点的高效集聚，但也造就了网络极高的结构脆弱性，过度依赖传统产业枢纽使得网络在面临核心节点冲击时极易发生断链风险；在防范极端冲击的韧性表现上，由企业主导的多元合作结构正取代单一学研机构，成为维护跨界技术协同底线安全与产业安全的关键支撑。

摘要:水生态产品兼具公共生态服务、资源权益和经营利用等属性，其价值实现面临公共性强、权属关系复杂、市场转化困难和收益反哺不足等问题。为解释水生态功能如何在生态安全约束下，形成可配置、可融资、可运营并可反哺保护的制度化价值实现过程，本文从政府—市场协同视角出发，以山东、广东两省实践为比较案例，分析规则供给、市场转化与收益反哺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发现，山东路径以价值核算、资源归集、权益配置和绿色金融为主要抓手，呈现出规则供给驱动特征；广东路径则依托绿色水经济、社会资本参与和消费场景培育，更突出市场运营驱动逻辑。两类路径表明，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在于，政府通过规则供给明确生态边界和权利安排，为市场进入创造条件；市场依托资本投入与专业运营形成稳定收益，并通过制度安排回流至河湖管护、生态修复和公共服务改善过程，从而推动水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持续运行。本文深化了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政府—市场协同关系的理解，并为不同资源条件和市场基础地区构建差异化价值实现路径提供了参考。

摘要:制度被视为影响技术创新的关键前因，亦是驱动组织转型的重要条件。本文聚焦航天这一长期由政府计划主导的高壁垒领域，关注制度开放背景下的企业创新活动。借助“技术—组织—环境”（TOE）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利用航天领域准入制度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因果森林方法评估航天商业化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制度开放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且这一影响在大型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突出。作用机制可归结为三个方面：其一，技术维度，航天商业化通过知识整合效应和数字转型效应，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其二，组织维度，航天商业化增加了银行贷款，并通过经营压力效应倒逼数字技术创新；其三，环境维度，航天商业化形成行业竞争效应，在未依赖于研发补贴的情况下加速数字技术创新。研究结果为理解使命导向政策下制度开放影响技术创新的内在逻辑提供了经验证据，并为政府完善市场机制、培育耐心资本，以及企业把握机会之窗、推进数字创新转型提供实践启示。

摘要:宅基地使用权入股公司符合政策法律规定，但面临法律性质界定模糊、增值收益分配规则不明、农民面临失地风险等困境。破除上述障碍，一方面，宜将宅基地使用权界定为纯粹用益物权，由宅基地资格权承载身份属性；另一方面，通过拓宽增值收益分配主体范围、化解农民失地风险，并完善入股投资方式、健全公司治理、防范破产冲击等配套制度，兼顾宅基地的财产价值与居住保障价值。

摘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抉择。城市作为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和经济活动的核心载体，其绿色低碳转型对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本文基于物理—事理—人理理论框架，整合能源消费结构、自然环境资源、政府环境规制、政府环保支持、环境治理意志和公众环境参与六个前因条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深入剖析了影响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多重并发因果机制。研究发现：（1）任何单一要素均不是城市高绿色低碳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政府环境规制和公众环境参与在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方面表现出较强的普适作用；（2）存在“政策引领型”“生态赋能型”和“治理参与型”三类实现高绿色低碳发展的差异化路径；（3）导致非城市高绿色低碳发展的路径同样具有多样性，且与城市高绿色低碳发展路径存在因果非对称性关系。研究结论可为不同类型城市选择适配的绿色低碳发展路径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